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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 , Vol. 15 >Issue 4: 689 - 701

DOI: https://doi.org/10.12342/zgstly.20240276

Transformation and High Quality Development of Exhibition Activities

Identification, extraction, and systematic construction of cultural genes in traditional festivals

  • Wang Qiuju , 1 ,
  • Huang Tianchen 1 ,
  • Yuan Caihong 2 ,
  • Luo Yingxia , 1, *
Expand
  • 1. School of Tourism, Beijing Union University, Beijing 100101, China
  • 2. College of Applied Science and Technology, Beijing Union University, Beijing 100101, China
* Luo Yingxia. E-mail:

Received date: 2024-10-10

  Revised date: 2025-07-29

  Online published: 2025-09-08

Fold

Abstract

The cultural genes carried by traditional festivals serve as vital link connecting the past and the future, maintaining the continuity of social culture. They play a significant role in preserving regional cultural identity and perpetuating local cultural heritage. Taking the Jingxi Banner Festival as a case study, this research employs interdisciplinary methodologies, including material morphology, semiotics, and psychology, to establish a “explicit-implicit” dual-dimensional gene identification method. Through this approach, the cultural genes are identified and extracted, leading to the construction of a cultural gene system for traditional festivals. The study reveals: (1) the cultural gene system of traditional festivals forms a multi-dimensional, nested cultural ecosystem through the dynamic mutual construction of explicit and implicit genes, thereby maintaining resilience in balancing the preservation of tradition with adaption to modernity. (2) Within explicit genes, the triad of “material elements-ritual behaviors-spatiotemporal contexts” constitutes an expressive chain of “storage-decoding-reproduction”. For implicit genes, the quartet of “cultural symbolism-emotional structure-social function-value orientation” forms an expressive chain of “transmission-evocation-reinforcement-integration”. (3) The “explicit-implicit” dual-dimensional identification method effectively addresses the challenge of representing implicit cultural genes, offering a practical tool for extracting and constructing the cultural gene system of traditional festivals.

Key words： traditional festival activities; explicit cultural genes; implicit cultural genes; identification and extraction; Q methodology; Jingxi Banner Festival

Cite this article

Wang Qiuju , Huang Tianchen , Yuan Caihong , Luo Yingxia . Identification, extraction, and systematic construction of cultural genes in traditional festivals[J]. ECOTOURISM, 2025 , 15(4) : 689 -701 . DOI: 10.12342/zgstly.20240276

1 引言

中国高度重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和传承，文化和旅游部发布的《“十四五”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规划》强调要“保护好、传承好、弘扬好”非物质文化遗产，挖掘其文化基因，并使之得到传承和发展[1]。但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速和人口流动的增加，传统节庆活动的存续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许多传统节庆活动逐渐失去其原生语境，呈现出过度娱乐化和商业化的发展态势。这种态势不仅会带来传统节庆活动物质载体的消失、消亡，更可能导致集体记忆的断层和代际传承的断裂。保护和传承传统节庆活动文化已成为亟需关注的现实问题。
传统节庆活动就其本质而言，是一种活态的文化实践系统。这一系统的文化基因具有鲜明的活态特征——其延续依赖于实践主体的身体操演与情感投入，在代际更迭的实践中动态传承，并承载着维系群体认同、传递价值观念等深层文化功能。目前，传统节庆活动文化基因识别主要是基于“显性基因”（可直接感知、外显化且易于量化的文化要素）与“隐性基因”（内嵌于实践活动之中反映了人们信仰、价值观、社会规范等深层文化要素）的“二元分法”开展[2]。其识别方法主要借用物质文化遗产研究范式，如物质形态学、符号学与类型学等方法，侧重对服饰、器具、建筑等显性基因的研究[3-4]。但这些方法在识别隐性基因时缺乏适应性。尽管部分研究认识到这一问题并尝试运用综合质性方法，但仍存在主观偏差、表达受限及理解表面化等局限。
文章以京西幡会为研究对象，综合物质形态学、符号学和心理学等研究方法，构建“显性-隐性”双维基因识别方法。通过提取物质要素、仪式行为等显性基因与文化象征、情感结构等隐性基因，建立传统节庆活动文化基因体系，以期为破解活态文化基因表征难题提供有效的工具，为中国传统节庆的保护传承与地方文脉延续提供决策支持。

2 文献综述

文化基因的概念最早由美国人类学家阿尔弗雷德·克罗伯（Alfred Kroeber）和克莱德·克拉克洪（Clyde Kluckhohn）于20世纪50年代提出。他们认为，就像生物基因决定生物体的遗传特征一样，文化中也存在类似的“基因（Gene）”单元。而后，在1976年，英国行为学家理查德·道金斯（Richard Dawkins）[5]在其著作《自私的基因》中创造了“模因（Meme）”一词，用以指代作为文化基本功能单元的文化基因。
随着研究的深入，文化基因的概念界定呈现多元化态势。早期学者根据道金斯“模因”理论提出“文化复制单元”，将显性要素如建筑形制、服饰纹样等视为基本遗传单位[6]。而后又衍生出“符号基因”[7]“行为基因”[8]“情感基因”“意义基因”等概念，从不同角度阐释文化基因内涵。符号基因强调符号化的视觉表征系统，行为基因关注仪式化行为的仪式化复制，情感基因突出代际实践形成的集体情感体验[9]，意义基因侧重文化信息中所承载的符号意义、象征价值或文化内涵，如语言、神话、仪式中的意识形态或价值观等[10]。这些概念的提出为全面识别文化基因奠定了重要的基础。然而，目前的研究未能将符号、行为、情感与意义等文化基因放在一个框架中建立认知模型，结果导致文化基因研究陷入“只见局部、未见整体”的问题。
除了文化基因概念探讨以及相关理论研究外，一些学者还开展文化基因的实证研究。在物质文化遗产研究方面，主要识别了传统村落[11]、国家文化公园[12]、历史文化街区[13]、旅游特色小镇[14]、大运河文化遗产[15]等的文化基因。研究方法主要依托物质形态学、符号学与类型学等方法开展研究。如胡最等[16-17]结合符号学和地图符号的相关理论，构建了涵盖景观基因解析、符号模型定义、符号分类及图示表达等内容研究框架，提出了特征解构的识别方法，来表征文化景观的外观形态、特征。申秀英等[18]提出了聚落文化景观“基因图谱”的概念，以及图案提取、元素提取、结构提取、含义提取等方法，来反映各个聚落景观特征、传承演化过程及相互关联性。
在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方面，部分学者聚焦传统节庆活动及民俗艺术，运用显性基因与隐性基因的“二元分法”，对揭阳乔林烟花火龙[19]、侗族喊天节[20]、“抬官人”节[21]、西塞神舟会[22]、河北省地方地名[23]、花瑶山歌[24]、武安傩戏文化[25]、闽南拍胸舞[26]等案例进行了实证研究。这些研究通常采用了图谱提取、特征解构等方法[27-29]。然而，这些源于物质文化遗产的研究方法大都倾向于将文化现象视为静态的、可拆解的物质标本，在识别隐性基因时尤其缺乏适应性。针对隐性基因识别，虽有研究尝试结合田野调查、文献梳理、文本挖掘、史料考证、音频记录分析等质性方法（如冯石岗和刘立华[23]采用文本挖掘法提取意识形态基因、宗教信仰基因等隐性基因；严丹翎[24]结合口述史料归纳得出花瑶山歌的隐性价值符号等），但仍然存在主观偏差、表达限制、表面化理解等局限。因此，传统节庆活动的文化基因识别面临着双重挑战：一是方法论层面需要破解隐性基因表征和提取困境。二是据此识别具有活态特征的文化基因，构建传统节事活动文化基因体系。
基于此，文章综合物质形态学、符号学以及心理学的方法，运用“显性-隐性”双维基因识别方法，构建传统节庆活动文化基因体系。

3 研究设计

3.1 京西幡会概况

京西幡会，原名“天人吉祥盛会”，又称“天仙会”，信奉道教女神“天仙玉女碧霞元君”。活动举办地主要位于北京市门头沟区大台地区。该活动有500多年的历史，承载着悠久的历史文化与独特的民俗特色。2014年该活动入选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京西幡会的表演活动由请神敬神、挂幡起会、行香走会、送神归位等一系列主体环节构成，正月十五由庄户村前往千军台村进行走会，而正月十六则由千军台村回访庄户村，双方以互为主客的形式展开。走会期间以主村的庙宇为中心，按照“会头”（即幡会的总指挥和负责人，负责整个幡会活动的统筹、组织和安排）预先商议好的程序和特定的走会路线，表演者擎幡、旗沿街走会，与各类责任分工明确的表演会档共同组成了壮观的走会队列。
考虑到传统节庆活动“动态性”“活态性”的文化属性，文章综合运用心理学的Q方法和物质形态学、符号学的基因识别方法，构建“显性-隐性”双维基因识别方法（图1）。其中显性基因识别主要借用特征解构提取、图案提取、元素提取和结构提取等方法，隐性基因识别则采用Q方法识别。
图1 传统节庆活动基因识别思路

Fig. 1 General approach of identifying cultural genes of traditional festivals and events

Q方法是一种心理学研究方法，通过结合定性研究的深度和小样本定量研究的精确性，为研究人类复杂的主观经验提供了一个严谨且富有解释力的框架，已广泛应用于探究个体对特定事物的感知维度、态度倾向、思维框架及情感体验[30]等方面。文章采用Q方法识别传统节庆活动隐性文化基因，具体识别过程为：Q样本提取（Q样本的收集、选择）、选择参与者P样本、Q排序、数据分析（提取因子、因子分类），以此揭示传统节庆活动文化基因深层次的价值观、信念和偏好，以弥补景观基因法提取的局限性。

3.2 分析过程

3.2.1 显性基因识别过程

研究采用特征解构、图案、元素和结构提取等方法，分析京西幡会特征结构，对京西幡会显性文化基因的外在形态和物质载体进行识别、提取。
采用特征解构提取法，研究从较为详细的景观基因识别指标要素出发，将京西幡会依托的环境、建筑、布局等要素进行合并归类[31]，识别了京西幡会所处的地理环境、村落空间布局形态以及主体建筑的特征。
采用图案提取法，主要识别京西幡会的装饰、符号和图腾等视觉要素，解析其中的文化内涵与象征意义以揭示文化基因的外在表现。如通过图案提取法识别了京西幡会中灵官旗人物形象（灵官王元帅，一手持鞭，一手持避火圈，脚踏风火轮，红脸红须，形象生动）、文字图样（旗面上绣有“赤胆忠良灵官元帅”的字样，旗背则绣有“赤胆忠良”4个大字）以及工艺（工艺精湛，以半浮雕状呈现，并采用各色锦缎堆绣而成）等。
采用元素提取法，对京西幡会要素整体的组成成分进行剖析，识别出组成要素的独特性及其与其他要素的异同，进而提取出具有代表性的元素基因。通过元素提取法提取出了音乐班和吉祥班在乐器构成和演奏曲目方面的差异，以及演奏形式的有序与灵活。
采用结构提取法，研究分析京西幡会这一传统节庆活动各要素之间的组合关系、空间布局、整体结构、组合规律等特征。如通过结构提取法提取了京西幡会走会流程、队列顺序、各会档位置安排、走会线路等方面的文化信息。

3.2.2 隐性基因识别过程

（1）收集Q表述。Q表述（Q-concourse）是受访者对当前主题可能做出的各种陈述。为了能尽量收集到与传统节庆活动文化基因相关的所有观点和态度，研究通过书籍整理和实地访谈2种方式收集Q表述。在书籍文献整理方面，文章在知网输入关键词“京西幡会”后共获得17篇中文文献，收集了《千军台庄户幡会》《北京幡会研究》[32-33]等书籍的相关内容。阅读后筛选和整理出与文化基因密切相关的表述86条。在实地访谈方面，研究以千军台村和庄户村2个村的村民为访谈对象，进行了两轮访谈。2024年7月25日—8月25日开展第一轮访谈，以“您认为京西幡会对您的意义和价值是什么?”为问题展开访谈。2025年1月6日—10日开展补充访谈，当访谈得到的内容再无新表述产生时访谈结束。研究共访谈村民28名（表1），最终得到有效文字资料22 135字，整理文化基因相关Q表述78条。
表1 受访者人口特征

Tab. 1 Demographic characteristics of respondents

项目 分类 人数（个） 比例（%）
性别 男 16 57.1
女 12 42.9
年龄 45~50岁 5 17.8
51~55岁 9 32.2
55岁以上 14 50.0
（2）选择Q样本。Q样本（Q-sample）指由先前步骤构建的Q表述内挑选的代表性样本集合。为了确保其客观合理，文章选取了5位学术背景深厚和实践经验丰富的专家，采用德尔菲法对初始Q表述进行多轮梳理与重构，最终精炼出34条表述，构成了传统节庆活动文化基因的Q样本。
（3）选择P样本。P样本（P-sample）指对Q样本进行排序分类的参与者。Q方法论认为人具有内在同质性，少数典型个体的见解可反映群体观点。因此，P样本的选择重质量并非数量，关键在于识别出能以鲜明视角和深刻洞察力阐述研究主题核心的个体。研究通过严格筛选，最终邀请22位多次参加京西幡会活动的热情村民作为P样本（符合P样本的最小数量为Q样本数量的1/2再减1的要求）。
（4）进行Q排序。Q排序（Q-sort）是参与者根据个人实际，对Q样本库中的各项表述进行个性化排序操作。具体而言，每位参与者需要独立评估每条表述后，将其填写于预先设计的Q排序表格之中，以确保结果符合正态分布，并保障数据客观性。排序表包含“最同意”“中立/不确定”和“最不同意”3组，分别赋予1~4分，0分和-1~-4分。
（5）数据分析。在数据收集工作完成后，文章借助Q方法的专用统计软件PQ Method对数据进行录入，再通过PQ Method软件依此进行因子分析、因子旋转、因子得分和因子解释等步骤，最后根据结果分析识别传统节庆活动的隐性文化基因。
首先，提取因子。运用主成分分析提取核心因子。每一因子由一组高度相关且区别于其他表述的Q语句构成，代表居民对传统节庆活动隐性文化基因内在联系的主观认知集合。比较质性因子分析与主成分因子分析后，选定主成分因子分析法作为分析工具。将22个P样本数据导入PQ Method，按设定的标准（特征根≥1且方差贡献率≥3%）筛选出前8个最为显著的因子，同时保留其对应的特征根值及方差解释比例[34]（表2）。研究中符合标准的因子共有6个，累积方差解释比例为80%（>40%）。
表2 相关矩阵特征根及方差解释比例

Tab. 2 Correlation matrix eigenroots and variance explanation ratio

因子 1 2 3 4 5 6 7 8
特征值 8.6122 1.8531 1.3668 1.2865 1.0951 1.0562 0.8013 0.7832
变异解释比例（%） 44 10 7 7 6 6 4 4
累计变异解释比例（%） 44 54 61 68 74 80 84 88
然后，因子分类。研究在完成因子个数的筛选后进行因子旋转操作，以进一步解析并计算各因子的载荷量。采用最大方差旋转法对因子进行旋转，从而获取每位参与排序者的具体因子载荷情况。依据因子载荷量的分布，对参与者样本进行科学合理地分类，进而深入理解其内在结构与特征。分类标准[35]如下：因子载荷量>2.58 n（2.58代表0.99显著水平下Z值大小，n为Q样本的个数）。
文章涉及了总计34项Q表述，据此设定因子载荷临界值为±0.442。在Q排序过程中，若参与者Q排序在某一因子上的载荷≥0.442或≤-0.442，则归属该因子，并以“X”标记载荷绝对值>0.442者。为确保因子独立性（代表独特观点集合），载荷同时满足多个因子标准的参与者数据将被剔除。4号、5号、8号和18号P样本同时映射在两个因子中，故未被标记。
同时，最终保留的因子需符合既不重复又要至少能包含2名排序参与者的要求。通过旋转，原保留的6个因子中，因子4和因子6的P样本数量小于2个，故排除。最终保留因子1、因子2、因子3和因子5，分别命名为F1、F2、F3和F4。Q排序参与者的具体因子载荷情况、解释样本比例以及各因子中P样本的基本情况见表3和表4。
表3 22名排序参与者因子载荷情况表

Tab. 3 Factor loadings for the 22 ranked participants

P样本 因子载荷量 P样本 因子载荷量
F1 F2 F3 F4 F1 F2 F3 F4
P1 -0.0432 0.0322 -0.2012 -0.1026 P12 0.0894 0.0099 0.1678 -0.0705
P2 0.2361 0.2265 0.1422 -0.9162X P13 0.0697 -0.1045 -0.1962 0.0780
P3 0.1090 0.8944X 0.1892 -0.0134 P14 0.0532 0.0037 0.0744 0.0903
P4 -0.5670X 0.0987 0.6604X 0.1390 P15 0.0043 0.3448 0.1202 -0.1095
P5 0.3210 -0.7654 0.6433 -0.1462 P16 -0.7352X -0.0345 -0.0409 0.4090
P6 -0.1234 0.0034 -0.1034 0.5987 P17 0.1025 0.6435X -0.0049 -0.2794
P7 0.0412 -0.2512 0.0432 -0.2347 P18 0.6754 -0.6621 0.8534 0.1903
P8 -0.0923 0.5643 -0.0042 -0.8336 P19 -0.0053 -0.0432 0.1390 0.1780
P9 0.4066 0.0003 0.6532X 0.1476 P20 0.1181 0.3490 0.8543X 0.1255
P10 0.5689X -0.3425 0.0785 -0.2509 P21 -0.0155 0.2534 0.4364 0.6215X
P11 0.4110 0.0566 -0.0943 0.0028 P22 -0.2041 0.1627 0.0292 0.3567
表4 旋转后因子解释变量的比例及样本落在因子上的个数

Tab. 4 Ratio of explanatory variables for the rotated factors and number of samples falling on the factors

解释变量 F1 F2 F3 F4 合计
解释样本比例（%） 13 13 12 13 51
样本落在因子上的个数 2 2 2 2 8
最后，计算因子得分。因子旋转后，PQ Method软件会自动计算出各Q样本的得分，这些得分为归纳与提炼因子的核心特征与类型提供了逻辑基础。得分的绝对值越大，表明认同或不认同程度越高。文章将依据得分排序对4个因子进行命名。

4 结果分析

4.1 京西幡会的显性文化基因

京西幡会的活态存续，依赖于物质要素、仪式行为的身体化实践及特定的时空场域等符号，它们共同形成了显性文化基因。

4.1.1 物质要素符号

物质要素符号涵盖了幡、旗、服饰等物质载体。以幡为例，京西幡会有17面幡，由竹竿、幡面、幡板、云盘、五蓬伞和楗条等构成。幡面是绸子面料，由红、蓝、绿、紫、粉、黑等颜色装饰而成。幡面上部绣有各种神像之图案，神像下绣有该神灵的名号。幡面的四围绘有各种装饰，像八仙人、插花的宝瓶、插花的花篮、花草等。材质、色彩、装饰与图腾纹样的精妙组合不仅构成视觉仪式景观，更以触觉质感为媒介，将民间信仰、历史记忆与工艺智慧转化为可感知的文化实体。

4.1.2 仪式行为符号

仪式行为符号通过活动流程、身体动作与声音的编码，实现文化活动的动态展演。京西幡会有严格的活动流程，包括：请神、敬神、挂幡、起会、拨会、走会、送会、敬神、送神等环节。每个环节还包括了诸多步骤，以挂幡为例，先用灯花祭场，拜访天地桌，上供、焚香、祷告，然后挂幡。仪式身体动作也有规约，擎幡时，要擎幡人“一蹲一仰”。双手握住幡杆，先来一个骑马蹲裆式，双手往上一提，立刻就把幡警了起来。擎起后，眼睛向上看。“一蹲一仰”是对神佛的敬仰。京西幡会的音乐规制通过多元化的乐器组合、曲牌体系及演奏场景，构建了一套层次分明的声学系统。音乐构成主要分为吹奏乐、吵子乐和中军乐3大部分。以吹奏乐为例，由笙、管、笛、云锣等乐器组成，曲牌如《柳公秧儿》《焚火赞》《金字经》等。

4.1.3 时空场域符号

京西幡会通过严密的时间规制与空间布局构建活动时空场域。幡会在农历正月十五、十六这一固定时间举办，依托农闲时节和元宵节，形成周期性文化展演活动。空间维度上，京西幡会依托清水河峡谷，以及髽鬏山、北大岭、铁坨山等天然屏障形成特定的地理空间展开。走会线路沿千军台-庄户古道延伸，嵌入村民日常生产生活，如石碾、农田、水井、千军大影壁、礼堂、五道庙、庄户老庙等节点[36]。“点-线-面”相结合、“千军台村-庄户村”两村相互呼应，形成了“生产生活与神圣仪式”共享的活动空间[37]。

4.2 京西幡会的隐性文化基因

文章挑选了各因子内部得分最为显著的Q表述（表5）进行分析，总结共性意义后，将F1、F2、F3和F4依此命名为文化象征、情感结构、社会功能及价值体系。并以正向极端陈述（+4，+3，+2）为主，对每个维度进行深度解读。
表5 因子中得分较高的Q表述

Tab. 5 Q-representations with high scores in factor

因子 序号 表述 Q分数 标准得分
F1 S4 擎幡动作（托、抖、旋）都有象征意义的 +4 1.969
S7 “号佛会”诵经超度亡魂的仪式象征着生命的轮回 +3 1.576
S14 幡旗的图案都有着美好的寓意 +3 1.368
S18 幡旗出场顺序按照神仙的权威有特殊的安排 +3 1.178
S21 法鼓响起时，我仿佛能感受到神灵降临 +2 0.786
S27 顺风旗随风飘扬时，我们知道神灵来了 +2 0.741
F2 S2 听到号佛会，我会联想到曾经生活在这里的人命运的悲伤与苦难 +4 1.685
S5 神幡行进时需跪拜的规则让我感到神圣威严 +3 1.330
S19 执掌“帅幡”时，我有强烈的家族荣誉感 +3 1.329
S20 吵子会的滑稽表演让我暂时忘却日常生活的压力 +3 1.326
S28 年轻一代对幡会的情感投入不如老一辈深厚 +3 1.169
S31 游客更多看的是热闹 +2 1.137
F3 S6 会档礼让规则帮助化解了村子之间的矛盾 +4 1.745
S9 通过两村联合巡游，增进了两村的友好关系 +3 1.526
S12 参与擎幡活动增强了年轻一代对当地文化的认同 +3 1.307
S23 “传男不传女、传内不传外”的规矩强化了地缘认同 +3 1.178
S26 擎幡这项技能往往是在一个家族里代代相传的 +2 1.178
S29 村干部参与幡会有助于提高活动组织效率 +2 0.786
F4 S13 主客礼让规则是维系村落和谐的核心 +4 1.732
S16 个人在幡会中都要服从集体的安排 +3 1.712
S24 幡旗序列是按照等级排列的 +3 1.433
S25 在举办幡会期间，会头的权威高于村里干部 +3 1.174
S30 技艺传承有严格的规矩 +2 1.135
S34 能保佑我们的神佛，我们都会请来 +2 0.895

4.2.1 因子1（F1）——文化象征

研究发现P10、P16两位访谈者的观点与F1高度相关。高分表述是对文化象征意义的高度概括，通过对超自然力量的物化象征、神灵的现实化与权力的空间化等多重方式编码，将显性文化符号上升为价值共识。
（1）超自然力量的物化象征。幡会物质载体符号予以美好的寓意和象征。P10谈到，“幡旗上的图案都有讲究的，比如云纹和龙纹，这些图案其实都是祈求风调雨顺的。那葫芦和宝剑的图案，可是代表神仙们法力高强，能帮大家消灾解难。旗子上画的不同神仙也有不同讲究。观音幡上画着观音菩萨，保佑着大家平平安安。真武大帝幡上那位威风凛凛的大帝，专治各种妖魔鬼怪，把霉运统统赶跑。灵官幡上红脸红袍的王灵官，专门惩恶扬善，守护我们村子的安宁。”
（2）神灵的现实化象征。幡会展演中通过声音和活动实践暗喻了神仙的在场。P16谈到，“请神前，我们要从屋内到屋外，犄角旮旯，直到大门外都得点上灯花，一路上不停地请天上神仙下凡与我们同乐。请神时，大伙儿都屏着气，连咳嗽都不敢大声，更不能说不吉利的话。”“号佛结束时，两村的旗幡倒转，擎幡的人把旗杆抖得哗啦啦响。幡上的五蓬伞随风招展，幡上的铜铃铃铛作响，我们就知道神仙踩着祥云来咱这儿啦。”
（3）权力的空间化象征。幡队顺序按权力等级排序，以神幡（玉皇）-灵幡（星宿）-帅幡（宗族长老）的队列，映射“神权-族权-绅权”的垂直秩序。擎“帅幡”者多为村中长老，象征世俗权威对神圣权威的守护。幡会中以铜铃、法鼓开路，铃声驱邪、鼓声通神，构建人神沟通的仪式通道。

4.2.2 因子2（F2）——情感结构

P3、P17等2个访谈者与F2高度相关。通过对高分表述的分析可以发现，京西幡会通过仪式表演与集体参与，构建了一个复杂的情感网络，嵌入在京西山地社群的生存经验、神圣仪典与世俗欢愉、现代性文化冲击之中。
（1）生存经验的情感表达。京西山地社群数百年的生存经验，塑造了幡会情感结构中深层的悲怆底色。京西幡会的起源与早期京西煤矿开采、山区生存环境密切相关。P3谈到，“过去矿工下井挖煤可真是拿命换钱，塌方、瓦斯爆炸等时有发生，人们‘吃着阳间的饭，干着阴间的活’”。命运无常和生存环境恶劣催生了人们的恐惧与无力感。通过幡会表达内心情感，“号佛会上人们声音低沉而悲壮，一方面歌颂神佛功德，另一方面也是祈祷死去的人脱离苦海”，形成一种痛苦与希望交织的复杂情感。
（2）神圣与世俗的情感表达。京西幡会的情感结构并非单一的肃穆，而是通过神圣仪典与世俗欢愉，形成了情感宣泄的空间。P3谈到，“在请神、送神过程中，人们不能随便说话，要保持绝对的虔诚和肃穆，跪拜的动作一点也不能出错”，这些活动仪式表达了参与者对神灵的敬畏。同时，在“敬神、颂神”中还穿插了“吵子会”“霸王鞭”等世俗活动，以丑角逗乐、反串表演等幽默诙谐的方式消解幡会的神圣，形成神圣庄严与世俗欢愉两种情感的动态平衡。
（3）现代性冲击下的情感嬗变。城市化与非遗商品化使传统情感结构遭受严重的冲击，代际分化严重。P17谈到，“现在幡会很多环节都走样了，表演的人演技不精，音乐班不识工尺谱，号佛会时，多数参与者也只是照本宣科地哼哼，不知讲的是啥”。访谈者对“走样”表演的愤怒，表达了他们对文化断裂的无奈与焦虑。年轻一代将擎幡视为“非遗技艺”而非信仰实践，暴露其情感的疏离——传统节庆活动已从“生命的必须”沦为“文化的装饰”。

4.2.3 因子3（F3）——社会功能

研究发现P9、P20两位访谈者的观点与F3高度相关。通过对高分表述的分析可以发现，社会功能是融入京西幡会文化基因的实践支柱，通过社群关系整合、血缘-地缘强化，维系着山地社群的生存繁衍与文化延续。
（1）社群整合。京西山地地区历史上因煤炭、水源等资源引发的村落暴力冲突不断。千军台与庄户村以共同举办吉祥会的名义强化合作，弱化因资源争夺而导致的冲突。P9谈到，“多个村子合办幡会，可以较好地化解各村的冲突。听老人讲在光绪年间，村子之间因煤窑越界开采，几乎到了刀兵相见的地步，当年的幡会会头连夜召集各村管事的开会，最后大家气消了，矛盾解决了”，实现了从资源争夺到仪式共治。
（2）“血缘-地缘”强化。擎幡表演是伦理规范与生存技能的身体化教科书，强化血缘-地缘认同。P20谈到，“擎幡是从少年开始执小幡起步的，经过多年的训练，才能有托举大幡的资格。这一过程不仅需要体力与协作技艺，更需要长老的认可。”“擎幡过去还有传男不传女、传内不传外的说法。”通过技艺垄断强化血缘-地缘认同，使社群边界在代际更替中再生产。这种“技艺即权力”的传承模式，确保传统权威（如会头、族长等）在现代语境下的延续。

4.2.4 因子4（F4）——价值取向

研究发现P2、P21两位访谈者的观点与F4高度相关。高分表述是对幡会价值体系的高度概括，通过对集体至上、差序等级与等价交换等多重方式编码，为物质要素、行为语言和情感结构等设定价值坐标。
（1）集体至上。京西幡会的价值内核体现为社群利益高于个体的集体主义取向。山地环境中，个体生存高度依赖群体协作（如采矿、抗灾），各村通过将这一需求升华为文化准则。P2谈到，“两村展演发生冲突时，一定是客村先上场，暂时搁置矛盾”。“幡会举办一律听会头，不管老幼尊卑，就跟行军打仗似的，锣鼓点一响全都得听从调遣”，揭示了集体行动对个人意志的支配，个体价值实现始终以维护集体利益和家族声望为前提。
（2）差序等级。幡会的价值体系嵌入等级秩序，体现为“神-人-自然”的垂直权力体系。P21谈到，“幡旗的排列根据神佛的职位大小而定。灵官旗作为先锋官在前面开道，老爷旗居中，真武旗在最后殿后。”幡旗序列构建了等级严明的神权链条。世俗层面，会头凭借仪式知识与道德声望，形成社群中的权威。这种等级既是对神灵的臣服，亦是对辈分、性别、声望等世俗等级的内化认同，成为了社群稳定的文化纽带。
（3）等价交换。京西幡会的信仰实践呈现出鲜明的实用主义价值取向。有一访谈者谈到，“我们请天仙圣母碧霞洪德元君、关帝、灵官、温琼、赵公明四坛将帅护法以及各路神佛赴会，主要是让他们来到人间享乐，也是请他们保佑我们无瘟疫之灾，保佑我们风调雨顺。”村民对神佛的选择与教义无关，而是取决于神灵的本领，“谁能庇佑我们，我们就请谁来”。这种实用主义逻辑，构建了人神之间的契约关系，人们以歌舞、供品“娱神”来换取神灵的庇护，形成“等价交换”的宇宙观。

4.3 传统文化基因体系的构建

传统节庆文化基因体系通过显性文化基因（物质要素-仪式行为-时空场域）与隐性文化基因（文化象征-情感结构-社会功能-价值取向）的动态互构，形成多维嵌套的文化生态系统（图2）。其中，灰色块代表构成文化基因的要素，白色块代表相应要素所发挥的功能，黑色块代表显性/隐形基因在传统守护和适应现代语境中的动态互构机制。
图2 传统节庆活动文化基因体系

Fig. 2 The system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explicit genes and implicit genes of traditional festival activities

显性基因中的物质要素作为静态符号储存器，通过器物、服饰、建筑等物理实体的构成、材质、颜色、图案等固化群体情感记忆与价值信仰。仪式行为符号通过活动展演、身体实践，实现物质要素符号的动态解码。时空场域符号将文化系统锚定于特定时间与地理坐标，完成集体记忆的时空再生产。三者共同构成“存储-解码-再现”的显性表达链条。
隐性基因中的文化象征作为传递深层文化语义的媒介，通过显性基因的隐喻编码传递情感结构、社会功能、价值取向。情感结构作为心理动力，通过集体记忆与身体实践唤起群体共情；社会功能依托实践规则解决现实需求，并在实践验证中强化文化适应性；价值取向作为伦理核心，统摄显性基因选择的标准、情感共鸣的方向与功能实践的目标。四者形成“传递-唤起-强化-统合”的隐性表达链条。
传统节庆活动文化基因体系在显性基因与隐性基因动态互构过程中，最终使文化基因在守护传统与适应现代之间保持了韧性。显性基因在隐性基因所承载的核心价值与深层意义的引导与约束下，将文化要素固化为可感知的符号。隐性基因则依托显性符号的具象化表达，锚定其文化内核。两者形成相互约束的机制，有效保障了文化核心要素的代际延续。同时，该体系通过符号重组与意义调适实现对现代语境的适应。显性基因借助物质载体、仪式行为及时空场域符号的重组，推动外在形式的更新，进而激发隐性基因的调适需求；相应地，隐性基因通过调适文化象征、情感结构、社会功能及价值取向，在维系核心意义稳定的前提下引导其必要转向，同时为显性基因的重组提供意义支撑。

5 结论与讨论

5.1 研究结论

（1）传统节庆文化基因体系通过显性文化基因与隐性文化基因的动态互构，形成多维活态的文化生态系统，最终使文化基因在守护传统与适应现代之间保持了韧性。
（2）传统节庆文化活动显性基因中的物质要素符号作为静态符号储存器，起到了固化群体情感记忆与价值信仰的作用；仪式行为符号通过身体实践，实现了物质要素符号的动态解码；时空场域符号将文化系统锚定于特定时间与地理坐标，完成了集体记忆的时空再生产。三者共同构成“存储-解码-再现”的显性表达链条。而隐性基因中的文化象征作为媒介，具有传递深层文化语义的功能；情感结构作为心理动力，具有唤起群体共情的功能；社会功能体系依托符号规则解决现实需求，能够在实践验证中强化文化适应性；价值取向作为伦理核心，统摄显性基因选择的标准、情感共鸣的方向与功能实践的目标，增强了文化韧性。四者形成“传递-唤起-强化-统合”的隐性表达链条。
（3）文章构建了“显性-隐性”双维基因识别方法，为传统节庆活动文化基因的识别提供了有效的工具。采用特征解构提取、图案提取、元素提取和结构提取等方法识别传统节庆活动显性基因，采用Q方法识别传统节庆活动隐性文化基因，有效地解决了隐性文化基因难以表征的问题，可应用于其他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文化基因识别中。

5.2 讨论

传统节庆活动文化基因的识别是非物质文化遗产文化基因研究的重要范例，对于揭示非物质文化基因的符号特性、载体属性、文化意义等具有重要的意义。但文章主要基于京西幡会这一特定案例，对传统节庆活动的文化基因进行归纳和识别，因而可能无法捕捉到传统节庆活动文化基因的复杂性和多样性。未来应重视跨区域、多案例的研究，从区域传统节庆活动基因特征和多案例的视角归纳和凝练出更普遍适用的文化基因共性。另外，非物质文化遗产呈现出显著的地域化、多样性的特点，它们的形成背景、发展过程、演化规律各不相同。传统节庆活动仅仅是其中的一部分。因此，对于其他类非物质文化遗产文化基因的探索同样至关重要。
此外，文化基因如生物基因一样，有自我复制性，但能否成功复制，依赖于有效的传播媒介、接受者认知能力以及他们所处的文化背景。未来研究应关注传统节庆活动文化基因复制机制，重点探讨不同媒介如何影响文化传播效果，研究传统节庆活动文化基因在不同文化背景下的动态性和适应性，以及个体认知和心理特征对其接受和传播的影响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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