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重构已成为国内外乡村研究的重要内容和发展趋势,而乡村旅游被认为是促进乡村经济发展的重要手段与有效路径,进而成为乡村重构的重要驱动力。本文借助CiteSpace知识图谱可视化软件,对国内外旅游影响下乡村重构研究的相关文献进行系统梳理,从空间重构、经济重构、社会重构三方面进行分析,以期为中国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战略融合发展提供理论支撑。分析发现：（1）旅游语境下的乡村空间重构表现为三方面：乡村土地利用变化、村镇体系重构与乡村内部“三生”空间格局重构。（2）经济重构主要表现在产业结构变化与居民生计方式转变两方面。（3）乡村治理的改善、乡村文化重构是乡村社会重构研究的两个主要方面。此外,本文基于空间生产理论与行动者网络理论对旅游影响下乡村重构的理论基础进行探讨,从城乡融合发展、保育乡村性以及不同类型乡村的案例比较三方面提出未来研究展望。

乡村旅游是推动乡村重构的重要驱动力量,乡村社会重构是乡村重构研究的重要内容。本文以典型旅游村落湖州市顾渚村为案例地,从乡村居民视角出发,分析乡村社会重构的特征,并通过扎根理论方法构建了旅游驱动下乡村社会重构机制理论模型。结果表明：（1）乡村旅游发展改变了乡村居民的原有身份,乡村居民从农民、打工者转变为旅游经营者,实现了社会身份的重构。（2）乡村旅游发展带来了大量外来人员进入乡村,乡村社会关系格局逐渐从“差序格局”转变为“多元格局”,实现了社会关系的重构。（3）乡村旅游发展使乡村居民与乡村环境之间的关系发生改变,乡村从传统乡土社区转变为旅游服务社区,实现了社会空间的重构。（4）旅游要素的介入是旅游乡村社会重构最重要的驱动力量,乡村经济重构、乡村空间重构、资源环境驱动、旅游市场驱动、政策制度驱动、行为主体参与6个方面分别构成了乡村社会重构的空间载体、物质基础、支撑机制、引导机制、促进/约束机制和引擎机制,各作用机制之间相互影响、动态耦合共同推动了乡村社会的重构。

“记得住乡愁”是乡村旅游和乡村振兴的重要内容。本文基于居民和游客视角,以苏南传统村落为案例地,探讨乡愁的时间特征。结果表明：（1）乡愁主体方面：相对暂居村落的外来人口,三代以上的世代居民对家乡乡愁情感更加强烈;出生在1950—1959和1960—1978年间的这两代游客较多成长在乡村,乡愁文化感知相对更高;离开家乡在外工作生活时间越长的游客在传统村落旅游时,其乡愁情感和乡愁记忆比起未离开家乡或离开家乡较短的人更加强烈。（2）乡愁触点方面：触发居民和游客乡愁的季节集中在秋天和冬天,天气集中在下雨和落雪时,时辰集中在深夜和傍晚时,节庆集中在春节、中秋节、清明节和家乡特有节日,假日主要集中在周末、寒假和“十一”国庆假期。（3）乡愁记忆方面：主客乡愁记忆都主要集中在童年,其次是青少年,最后是成年和老年;游客产生乡愁的频率比居民频率相对高。（4）乡愁载体回忆顺序：主客乡愁载体都会提到“家”和“乡”相关场所和空间,其回忆的顺序是家人、家、家乡和国家。文章最后总结了乡愁旅游开发的启示。

农业文化遗产作为重要的旅游资源之一,其动态保护关系到遗产地社区的生计选择、农民的生活改善和乡村的可持续发展。面对旅游活动所带来的一系列人为干扰,遗产地社区如何应对关系到农业文化遗产的可持续利用以及乡村振兴的实现。本文以河北宣化传统葡萄园为例,运用基于地方居民感知的指标测量法,针对社区居民进行旅游发展影响下农业文化遗产地社区韧性感知研究。研究结果显示：（1）旅游发展对于农业文化遗产地社区存在着较为积极的影响;（2）农业文化遗产地社区韧性各个子系统受旅游发展影响程度存在着一定的差别,由高到低分别为社会、生态、文化、经济、制度;（3）各旅游因子发挥了不同的作用,其作用程度由高到低分别为旅游设施因子、旅游形象因子、旅游产品因子和旅游规模因子。本文探究了农业文化遗产社区韧性在旅游发展中受到何种影响,分析其形成原因,以期实现农业文化遗产保护与可持续旅游的协调发展。

生态空间是旅游型乡村聚落重要的功能空间,其格局变化可反映空间与行为的相互作用关系。本文选取特色旅游名村茶陵县卧龙村为研究对象,采用PRA(Participatory Rural Appraisal)方法研究聚落空间演变的基本特征,并利用遥感数据对其空间格局变化进行空间反演,根据不同时段各行为主体行为决策的空间响应差异,分析其生态保护行为决策与生态空间格局变化的关系。结果表明：乡村旅游开发后生态空间占用总量明显高于前40年之和,村民聚居地整体搬迁与旅游设施建设是生态空间占用量扩大的主要原因;乡村旅游兴起后,各行为主体的生态保护行为决策偏好值整体提升但有差异;旅游业发展和居民生活方式改变是各主体生态保护行为决策变化的主导因素,聚落空间演变也是主体行为决策的空间响应结果。研究成果可为旅游乡村的规划编制提供借鉴,也有利于根据各行为主体决策偏好制定差异化空间管控策略提供案例实践。

乡村旅游是促进城乡市场连接的途径之一。厘清乡村旅游发展带来的城乡要素流动过程及其机制,既是乡村旅游衔接乡村振兴战略、推动城乡融合发展的重要议题,也是促进乡村旅游高质量发展的题中之义。本文遵循“过程—特征—机制”的研究思路,分析乡村旅游发展的城乡流动要素类型,总结要素流动过程中的规律与特征,进而阐释要素流动机制。研究表明：乡村旅游带来的要素流动,既涵盖了人、资金、物资等基础要素,也涵盖了生态、文化等核心要素及技术、信息等创新要素。在乡村旅游的萌芽和启动、设计和建设以及运营和转型等发展阶段中,城乡之间的流动要素类型不断增加,要素流向从单向逐步转变为双向,生态和文化是关键要素类型。“需求牵引—价值耦合—市场推动—政策促进”是乡村旅游发展的要素流动机制,合理的流动能促进城乡要素互动以及乡村要素价值增值、类型增多、数量增长,进而推动乡村振兴和城乡融合发展。

“送客入村”是湖南省协同多方力量推进乡村发展的有效模式,在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特殊阶段,系统总结其创设历程、内涵和运行特点、彰显其意义,具有重要价值。“送客入村”模式的运行促成村寨游客量全面增长,但村寨间差异明显,村寨游客总量及其增量均表现出5个等级,出现了“明星村”集群现象,表现出客流“增长亮点片” “负增长交叉分布”的特征。“送客入村”形成的市场机会呈现出3个等级,表现出“市场机会集聚块” “市场机会集聚带”特征,验证了精品线路建设的效果。“送客入村”运行效果的村寨间差异与自身文化内涵、A级旅游景区、交通通达条件有关。“送客入村”模式成功运行的经验归纳为：协同多方力量推进乡村发展是有效途径、“双管齐下”驱动乡村经济市场运作是有效方式、乡村旅游精品线路建设是坚实基础、特色村寨的获益能力培育是有力抓手、广度与深度“两维梯次推进”是持续发展的重要方略。细究“送客入村”模式得到以下启示：应重视政府与市场协同作为,注重村民经营意识与技能的“市场培育”,特别要培育示范户与带头人,注重提升“内生动力”。“送客入村”模式可为乡村旅游发展提供一定的借鉴。

受乡村旅游和乡村振兴双重动力的推动,城郊融合类村庄的新兴产业不断从传统产业中脱颖而出,并逐渐取代传统产业成为主导性产业,其产业的发展演变呈现出明显的阶段性和规律性。基于Structure-Conduct-Performance分析范式,城郊融合类村庄的产业演进可以分为4个阶段：农业单一主导阶段、农旅二元萌芽阶段、多元协同发展阶段和多元融合创新阶段,这4个阶段的发展演变受到居民自我发展意愿、乡村能人介入、企业驱动等内生动力的大力促进,也受到旅游产业发展、城镇化快速推进、居民消费升级等外生因素的积极影响;浔龙河村的案例印证了城郊融合类村庄产业演进具有典型的阶段性,且每个阶段都受到内生动力和外生动力的协同作用,每个阶段主要动力的表现具有差异性,这为城乡融合类村庄乡村振兴提供了参考和借鉴。

森林是具有生态美学价值的旅游景观资源,森林乡村是乡村的重要类型,科学认识国家森林乡村的空间分布特征及其影响因素对乡村生态文明建设、乡村旅游可持续发展及乡村振兴目标的落实具有重要意义。本文以中国首批3 947个国家森林乡村为研究对象,借助数理统计方法与ArcGIS空间分析方法揭示国家森林乡村的空间分布特征,结合地理探测器技术探讨其影响因素。研究结果表明：（1） 国家森林乡村在空间上呈典型的集聚型分布,总体分布不均衡,以胡焕庸线为明显分界,呈“东密西疏”的分布特征。（2） 国家森林乡村呈现“多核心集聚,连片分布”的特征,形成了太行山豫晋冀交接连片区、苏浙皖交接连片区及粤赣闽交接连片区3个辐射范围最广的高密度集中连片区。（3） 地形地貌、河流水系、森林资源禀赋、人口规模、经济发展水平及交通区位条件是影响国家森林乡村分布的主要因素,受自然环境和社会经济因素的影响,国家森林乡村主要分布在平原丘陵地区、河网密布地区、森林覆盖率高的地区以及人口稠密、经济发展水平高、交通发达的地区。

本文以江苏省657家星级乡村旅游地为研究样本,综合运用最邻近指数、核密度估计、缓冲区分析、地理探测器等多种空间分析与统计方法,探究江苏省乡村旅游地空间分布特征及其影响因素。研究结果表明：（1）江苏省乡村旅游地呈集聚分布,在苏北地区呈单核心空间分布,在苏中、苏南地区连绵呈环状分布格局。（2）江苏省乡村旅游地具有“沿路傍水” “环城近景”的分布特征,100万城镇人口是乡村旅游地集聚发展的门槛,大城市周边更容易形成乡村旅游地聚集区。（3）单因子探测结果发现,江苏省乡村旅游地空间分布受多种因素的综合影响,其中经济因素影响程度最高,其次是自然因素和社会因素。（4）双因子交互探测结果显示,经济、社会、自然因素间的交叉作用显著性突出,空气质量与第一产业是乡村旅游地发展的前提条件,交通运输是基础性保障因素,邻近拥有富裕客源的大城市是促使乡村旅游地集聚发展的根本原因。研究结果可为区域乡村旅游产业的布局优化与可持续发展提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