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与野生动物冲突正成为我国自然保护地管理的显性问题,理解并寻找缓解人与野生动物冲突的方法成为重要研究问题。发展旅游被视为缓解此类冲突的重要手段,但已有研究尚未系统地评估旅游的缓解作用。本研究通过整合性综述的方法,探讨旅游能否以及如何缓解人与野生动物冲突这一问题。研究发现旅游对人与野生动物冲突的影响是多重的。对于辐射范围内的社区,旅游通过给社区带来经济利益,可以提高居民对野生动物的容忍度,从而缓解冲突。但旅游经济利益分配存在不充足、不平等和不匹配等问题,因而其缓解冲突的效应也不均衡。有些旅游活动还会产生负面生态影响,导致野生动物对人类习惯化和种群数量过度增长,进而加剧景区周边社区与野生动物冲突。本文最后建议加强对旅游的分配正义、生态影响和社会文化视角的研究。

野生动物旅游主要基于生物多样性热点地区和标志性物种进行。亚太地区的野生动物旅游已经很受欢迎,预计在新冠肺炎疫情之后还会继续发展。本文为野生动物旅游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了一系列建议,讨论了在野外观赏野生动物的准则以及植物和真菌观赏的可能性。野生动物旅游的优秀实践标准包括有效的保护区管理、健全的环境政策、控制旅游人数的增长、管理过度拥挤、导游培训、关注动物福利和监测旅游对野生动物的影响等,野生动物旅游的适当推广和营销也需要加以考虑。野生动物旅游的主要挑战包括对大环境的保护不到位,对实现可持续发展要求的误解,以及公园管理者和旅游经营者对游客管理的不足。新冠肺炎疫情的出现为野生动物旅游的影响研究提供了一个契机,反思以前的野生动物旅游业务并在未来维持并改进野生动物旅游。

野生动物旅游是国家公园践行公共性和福祉性功能的重要体现,对野生动物保护管理要允许野生动物资源的可持续利用,自然保护与可持续发展并重。适应性管理是国家公园管理的重要方法,可以缓解野生动物保护与游憩利用的矛盾。本研究引入国外适应性管理理论,从管理模式、利益相关者、监测评估、功能分区等方面对非洲克鲁格国家公园、美洲班夫国家公园和澳洲卡卡杜国家公园3个案例地深入分析,得出国家公园野生动物适应性管理的主要经验：（1）建立连接社会的可持续国家公园系统;（2）构建利益相关者协调机制,促进参与和共同管理;（3）建立动态监测评估体系,加强野生动物研究;（4）科学评估生态状况,实行公园动态分区管理。研究结果可为中国国家公园野生动物保护和游憩利用提供参考。

野生动物观赏旅游在唤起敬畏感方面有着巨大潜力,值得研究者多加重视。本研究以斯里兰卡大象旅游为例,试图对敬畏感所包含的4个维度（时间感、联通、浩瀚和适应）进行描述性分析,并对具有不同人口统计学特征或旅游行为特征以及到访不同野生动物生境下的旅游者所获得的敬畏感差异进行检验。采用独立样本T检验和单因素方差分析等方法对回收数据进行分析。结果表明,大多数旅游者获得较强的敬畏感,但旅游者之间存在一定差异。其中,女性、中年人或受过高等教育的旅游者能够获得更强的敬畏感;与大象拥有特定文化联系的斯里兰卡和印度游客体验到的浩瀚和适应感明显高于西方游客。此外,自然情境在旅游者获得的适应感方面亦发挥重要作用。

人和动物的和谐关系是野生动物旅游可持续发展的关键。本文从动物伦理观出发,将网络评论作为数据源,运用文本挖掘、社会网络分析以及IPA模型分析方法,对不同伦理取向野生动物旅游景区的游客具身性体验差异进行分析。研究发现：（1）不同的伦理取向会影响野生动物旅游景区的运营;（2）在具身理论视角下,野生动物旅游体验是一种涵盖身体性体验、情境性体验与感知性体验的多维、复杂性体验,呈现出三层六个维度的特征;（3）不同伦理取向的野生动物旅游景区因供给方面的差异,游客的体验存在着以感知性体验为主和以身体性体验为主的具身性结构差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