价值共创是促进政府、居民等内生主体与游客、企业等外来客体在乡村旅游社区治理中建立信任、反馈和合作机制的有效手段。文章以南京市江宁区黄龙岘村和龙乡·双范为案例，运用质性研究、内容分析与案例研究相结合的方法，分析乡村旅游社区治理中“主-客”价值共创的过程和机制。结果发现：（1）传统价值共创理论的信息、平台、服务等创新理念通过主客互动进入乡村旅游社区治理中，并通过价值链形成和价值传递过程促进旅游乡村治理模式转型；（2）“主-客”价值共创过程存在社区居民、消费者及企业“共盼-共建-共享”的价值传递轴线，体现为不同价值主体的空间策略、共创需求和治理结果的互动，以及对乡村资源转型旅游利用的认同和实践；（3）“主-客”价值共创的机制在于乡村振兴过程中乡村旅游社区价值链的参与式传递和治理模式创新，以此促成乡村旅游空间的高质量发展。游客作为社区治理的新参与者，承继与发展了旅游社区的价值内涵。为此，乡村旅游应注重游客和社区居民的价值转化能力，注重数字化营销和平台建设，鼓励更多主体自发参与到治理中来。

民族地区旅游发展促进了社区与外界的交往、交流、交融。文章以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四姑娘山镇为案例地，运用扎根理论和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等方法，构建旅游促进民族“三交”（交往、交流、交融）的分析模型，以揭示影响民族交融感知的多种因素组态。分析发现，前因条件呈现出显著的复杂性和异质性：（1）低学历、年轻、高收入的女性对民族交融持积极态度；（2）高质量的旅游活动和效益显著提升居民的民族交融感知；（3）低教育水平的男性在实现较高收入并积极参与旅游活动时，对旅游效益感知较高，并与游客保持高质量互动，形成积极的民族交融感知。研究结果强调，旅游活动和旅游效益的积极产出是促进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重要基础，有助于构建一个基于文化共享、物质共享和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互动系统。研究为深化民族地区旅游发展与促进民族交融提供新的视角和实证支持。

乡村旅游开发是一个涉及多元利益主体的复杂系统工程，而社会组织在多方主体的演化博弈中可以发挥协调作用。通过构建政府、旅游企业和社区居民三方博弈模型，选择社会组织发挥协调作用的均衡点进行仿真分析后发现：（1）政府支持、旅游企业合作、社区居民参与的策略组合是乡村旅游开发的最优选择，但因利益诉求差异难以自发实现政府、旅游企业、社区居民三方的深度合作，必须依赖于社会组织在其中的协调作用；（2）社会组织的协调作用可通过反馈系数衡量，其效用受政策环境支持程度及自身协调服务针对性和有效性影响；（3）作为关键调节者和利益平衡者，社会组织可通过倡导与落实政策、促进信息交流与合作、引导企业合理分配利益及提升社区参与意识等方式发挥协调作用促进政府、旅游企业和社区居民之间达成共识与合作，规范各方行为，优化整体乡村旅游开发环境。

乡村旅游精英在促进乡村旅游可持续发展，助力乡村振兴过程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基于自我决定理论，文章探讨乡村旅游精英公共服务动机对社区公民行为的影响，并分析责任知觉在这一影响过程中的中介效应，以及组织支持在整个影响机制中的调节效应。结果表明：（1）乡村旅游精英的公共服务动机对社区公民行为有正向影响。（2）乡村旅游精英的责任知觉在其公共服务动机与社区公民行为之间起部分中介作用，具体表现为乡村旅游精英公共服务动机正向影响责任知觉，而责任知觉又正向影响社区公民行为。（3）组织支持调节公共服务动机与责任知觉之间的关系，以及通过责任知觉调节了公共服务动机与社区公民行为之间的关系。当组织支持较高时，乡村旅游精英的公共服务动机对社区公民行为的影响减弱，同时，对责任知觉的正向作用更强。文章丰富了公共服务动机的解释，为管理乡村旅游精英提供了有益参考。

多主体协同参与社区治理是推动国家基层治理现代化的有效路径，但旅游社区中非旅游从业型居民的角色往往被忽视。文章以社区政府行政服务质量为切入点，基于信任转移理论，采用PLS-SEM方法对302份问卷数据进行分析，构建并验证“感知行政服务质量-政府行政服务信任-政府发展旅游信任-价值共创意愿”理论模型，探究非旅游从业型居民感知行政服务质量对政府行政服务信任及政府发展旅游信任的影响，以及两种政府信任对其旅游价值共创意愿的影响。结果表明：（1）感知行政服务质量正向影响非旅游从业型居民政府行政服务信任；（2）政府行政服务信任正向影响政府发展旅游信任，且旅游知识正向调节该影响关系；（3）政府行政服务信任仅正向直接影响面向社区的价值共创意愿；政府发展旅游信任分别正向直接影响面向社区的价值共创意愿和面向游客的价值共创意愿；两种政府信任在感知行政服务质量和两种价值共创意愿之间发挥链式中介作用。文章强调了对旅游社区不同类型居民的区分，并揭示了旅游社区非旅游从业型居民政府信任及价值共创意愿的形成路径，对旅游社区治理实践具有指导意义。

乡村居民作为乡村旅游地治理的目标群体与重要参与者，获取其对政策的支持即实现政策认同对当地旅游业的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文章以中国的全国乡村旅游重点镇黄姚古镇为例，结合社会交换理论，运用质性研究方法探究乡村旅游地居民政策认同的生成机制。研究发现，乡村旅游地居民：（1）政策认同的生成受6个条件影响，其中政策阐释为外源性条件，过往经历、政策参与、旅游效益感知为内源性条件，政策稳定性、政策适配性为政策特征。政策认同的生成表现包括政策认知、政策情感和政策行为意向。（2）政策认同的生成需经过交换风险评估、交换行为尝试、交换秩序稳定3个阶段，是当地居民与政策执行机构历经利益碰撞与融合，最终实现交换关系重构的过程。（3）政策认同的生成机制呈现出“抵制-尝试合作-理性博弈”的跨阶段转变，且各阶段均遵循“政策认知-政策情感-政策行为意向-新政策认知”的认同逻辑。文章提出应反思乡村旅游地居民“不认同”治理政策的价值，并呼吁政策执行机构将工作重心由关注政策完成度转向解决旅游目的地实际困难。

女性是传承农耕文明、参与农业文化遗产地社区治理的主要力量，却也是话语体系中最容易被忽视的一方。文章以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河北涉县旱作石堰梯田系统为例，通过田野调研、扎根理论方法，在认知-情感-意向框架下，探析农业文化遗产地女性如何在投身社会参与的过程中建构其地方认同。研究发现：（1）氛围场的生成是推动农业文化遗产地女性参与社会组织的直接因素。（2）通过对遗产价值的再理解和地方意义的再表达，遗产化成为推动农业文化遗产地女性地方认同生成的关键力量。（3）地方认同内化于女性的自我认同中，表现为对女性价值的再认识和性别意识的觉醒。（4）农业文化遗产地女性的地方认同行为反馈包括生态互动行为和遗产传承行为。地方认同通过社区参与成为遗产地妇女在社区治理中展现女性力量的情感驱动，而社区参与同时也深化了妇女们地方认同的建构过程。

面对旅游活动这一外部扰动，传统村落不断调整自身韧性能力，使其在社会、经济、文化和生态等方面达到新的动态平衡。文章基于适应性循环理论和旅游地生命周期理论，以晋江市梧林古村落为例，采用文献分析法、田野调查法和加权TOPSIS等方法，探讨旅游型传统村落社会-生态系统韧性水平与响应机制的周期差异。研究发现：（1）研究期内传统村落社会-生态系统韧性水平整体呈阶梯上升趋势，但周期差异明显，这与自适应循环理论视角下韧性演化阶段曲线相符。（2）传统村落韧性各维度能力增长速度趋势差异明显，抵御能力增长速度是先慢后快，适应能力呈现匀速上升，转型能力则上升速度最快、幅度变化最大。（3）在不同生命周期阶段，传统村落韧性响应机制呈现“探索期-抵御能力”“起步期-适应能力”“发展期-转型能力”的周期分异特征。研究丰富了扰动-状态-响应理论解释框架模型，初步揭示了传统村落适应演化过程，为村落可持续发展提供了对策参考。

人居环境治理作为民族村寨环境治理的重要组成单元，具有乡村治理的一般性以及民族村寨的独特性。文章以云南省西双版纳州景洪市基诺山寨为案例地，尝试从共生理论视角出发，依托深度访谈获取的一手数据以及“线上+线下”途径获取的二手数据，使用扎根理论方法探讨民族旅游村寨人居环境多元共治机制。研究发现：（1）政府、企业、村民、游客构成了基诺山寨人居环境治理的共生单元，是实现村寨旅游产业与环境治理协同发展的主体力量。（2）制定规章制度、治理资金扶持和民族文化信仰是基诺山寨人居环境治理共生环境的重要构成，形塑着基诺山寨人居环境治理主体的认知方式、价值理念和行动逻辑。（3）村民环境需求、游客体验需要以及相关者环境利益构成了基诺山寨人居环境治理的共生界面，三者的动态变化促使基诺山寨人居环境治理机制不断进行调整。（4）基诺山寨作为政府、企业、村民、游客等多元主体的空间载体，相关主体受益是推动村寨人居环境多元共治机制形成的关键。

在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旅游型传统村落声景观作为感知空间环境和评估景观效益的重要维度，对推动乡村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研究以皇都村为案例，运用语义细分、问卷调查和因子分析等方法，构建了旅游型传统村落声景观研究框架，深入解析旅游型传统村落声景观特征，旨在探讨其在提升旅游吸引力和推动村落可持续发展中的作用。研究发现：皇都村声景观是独特的乡土文化，具有生活声塑造地方特色、生态声呈现疗愈功能、生产声蕴含联想意境、复合声传递和谐氛围并甄别空间环境等旅游吸引力功能特征。同时，村内存在生活声地方感同质化、生态声疗愈感衰微化、生产声联想感形式化、复合声空间与和谐感模糊的问题。为此，研究依据不同类型声景观的特点，提出借声、掩声、补声及综合利用等提升策略，以期实现对皇都村声景观的有效保护与优化，进而促进传统村落景观吸引力提升与文旅产业的深度融合发展，助力乡村振兴。

数字化转型已成为乡村民宿提质升级的关键路径，对民宿适应数字时代技术变革、提升民宿服务质量与效率、增强民宿市场竞争力具有深远意义。文章基于浙江省部分地区乡村民宿的案例调查，运用Gioia归纳式主题分析方法，分析乡村民宿数字化转型的影响因素及其作用机制。结果表明：（1）数字技术易用和数字技术有用等数字化转型推力，是民宿数字化转型的外部技术动力，技术易用促使民宿对技术有用的判断；而数字平台成本高和数字平台变现难等数字化转型阻力，则构成外部技术障碍，民宿在选择进行数字化转型时，是基于利弊权衡的理性考量。（2）除外部技术因素之外，民宿数字化转型还受游客需求响应和市场危机影响等民宿市场响应力的影响，这是其数字化转型的外部市场动力。（3）技术、市场等外部因素激励管理者提升数字化能力，如加强数字管理和推进数字营销等，成为民宿数字化转型的内部主体动力。（4）在数字化转型的过程中，数字人才需求和数字人才培训等人才支持力，以及期待数字化支持和给予数字化支持等政策支持力作为内外调节因素共同促进民宿数字化转型。研究结论增强了乡村民宿数字化转型影响因素的理论解释，不仅丰富了乡村民宿的理论成果，拓展了数字化转型的应用场景，而且为推动乡村民宿的数字化转型指明实践方向，有助于实现数字乡村及乡村振兴目标。

传统村落作为乡村旅游中的独特形态，分析其舒适物集聚度与游客情感的关系，有助于提升旅游体验并为旅游发展决策提供支持。文章从游客感知视角，运用扎根理论的编码方法，对传统村落舒适物的类型进行构建，利用区位熵、情感值计算、Getis-Ord Gi*和灰色关联分析方法，探讨传统村落舒适物集聚度对游客情感的影响。结果表明：（1）传统村落舒适物的类型由文化、生态、产业、人才、组织舒适物构成。（2）在积极情感热点区和消极情感冷点区中，生态舒适物集聚度高的传统村落数量最多；而在积极情感冷点区和消极情感热点区中，产业舒适物集聚度高的传统村落数量最多。（3）在文化、人才、组织舒适物集聚的县域中，积极情感主要分布在冷点区，消极情感主要分布在热点区，而在生态舒适物集聚的县域中，情感分布特征相反；在产业舒适物集聚的县域中，积极和消极情感均主要分布在热点区。（4）传统村落舒适物集聚度与游客积极和消极情感具有较强的关联性，文化和产业舒适物是影响游客积极和消极情感的主要因素。文章根据游客情感空间特征，从鼓励发展型、适度发展型、稳定发展型和不适发展型的角度提出发展建议，为传统村落的保护与旅游可持续发展提供了参考。

能力缺失是脱贫居民返贫的根本原因之一。研究依据阿马蒂亚·森能力贫困理论，构建能力缺失型返贫风险因素指标体系，基于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乡村旅游地居民返贫风险感知调查数据，采用二元logistics回归和方差分析方法，探讨民族乡村旅游地居民能力缺失型返贫风险因素及居民特征对其返贫风险感知水平的影响。研究发现:（1）获取帮扶能力、旅游开发投入能力、自主学习能力、旅游技能培训参与及接受能力、旅游对外宣传能力、居民家庭财产储蓄能力等7个因素，是居民感知的主要返贫风险因素。（2）职业、受教育程度、身体素质、旅游参与方式等个人及家庭特征对居民返贫风险感知影响显著。（3）职业为旅游基层服务人员的居民、旅游参与形式为个人或家庭自主经营的居民返贫风险感知更强；受教育程度越高的居民返贫风险感知越强；相较于家中无人患病或有多人患病的居民，家中只有1名患病成员的居民返贫风险感知更敏感。研究建议在现有帮扶政策不变的情况下，坚持民族乡村旅游地居民的主体地位，培育居民可持续脱贫能力，针对不同特征居民进行返贫检测与干预，有助于当地防返贫工作的有效推进。

社区精英在乡村旅游发展过程中发挥着关键作用。研究以武汉市黄陂区4个村为案例地，通过抽样调查、深度访谈、网络检索等方式获取资料，采用扎根理论分析社区精英的作用及其影响因素。结果发现：（1）按照“旅游参与获得成功、为社区发展做出贡献、拥有社区决策影响力、获得多数村民认可”4个方面的要求，识别出案例地有社会、经济、文化和政治4类5位社区精英。（2）社区精英促进了村民生计转型、人口回流、闲置资产利用、产业结构调整、地方优秀文化传承、文明乡风树立和人居环境改善；同时也带来了利益分配不均、征地矛盾和居民生活成本提高等消极影响；不同类型的社区精英的作用有共性，也存在差异，经济精英的文化传承作用薄弱，文化和社会精英间接发挥经济带动作用，只有政治精英作用均衡。（3）参与旅游初期，社区精英作用的发挥受到创业动机和政府支持内外两方面因素的影响；参与旅游中后期，个性特征和社会资本是影响社区精英发挥作用的主要因素。

开发主体在乡村旅游发展中发挥重要作用，但利益主体间诉求存在差异，并由此产生不同决策与行为，可能为乡村旅游可持续发展造成挑战。研究构建演化博弈模型，仿真分析基层政府、乡村精英和社区居民三方博弈，发现：（1）在乡村旅游开发决策过程中三方主体均呈现出追求利益最大化，同时降低自身成本投入的意图，可能导致开发策略的分歧。（2）在乡村旅游开发过程中，基层政府的决策主要受到奖励成本、治理收益和声誉损失等因素的影响，乡村精英的决策则主要受到开发项目的额外成本支出、乡村旅游项目带来的回报、投机行为的收益、损失等因素的影响，社区居民的参与决策主要取决于参与成本，高投入、低收益是削弱各主体乡村旅游开发积极性的核心因素。（3）开发初期，各种前期投入加大财政负担，降低基层政府积极支持乡村旅游的意愿，并导致乡村精英的投机行为；开发中后期，政策奖励门槛升高、项目同质化、收入减少，社区居民参与意愿有限，不愿配合，为获取投机收益，乡村精英可能会放弃努力开发乡村旅游项目的策略。研究通过分析各方行为的影响因素，提出乡村旅游不同阶段的策略调整建议，优化乡村旅游项目开发管理，促进可持续发展。

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让浙江乡村成为社会瞩目的焦点,也让浙江乡村居民的休闲生活成为了学者们关注的话题。共同富裕不仅是物质富裕,也包括精神富有。乡村居民休闲需求的满足是实现精神富有的重要路径。为深入研究共同富裕背景下如何保障乡村居民的休闲权利,本文基于休闲制约理论,以问卷调查、深度访谈和参与观察为基础,以浙江乡村居民为研究对象,探讨浙江高质量推进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中乡村居民实现休闲权利的制约及其协商机制。研究发现,浙江乡村居民休闲权利的实现受制于个人内在制约、人际间制约和结构性制约,休闲制约在不同群体、个体间具有显著的差异性。为了应对这些制约因素,政府和乡村居民采用了5种应对策略：嵌入式休闲、以文化人、主客和谐共享、出行条件改善和社交型休闲。本文认为,经济、政策、文化、组织和环境等外部条件的不断改善,能够有效激发乡村居民的休闲动机和休闲参与,进而保障乡村居民的休闲权利。本研究对其他地区乡村居民休闲权利的实现具有一定的借鉴价值,为促进乡村居民的精神富有和全面发展提供了可供参考的实践路径。

乡村旅游是实现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重要路径选择。乡村旅游经营者的从众行为能够促进旅游地的规范化与规模化发展,但一味地盲从也必然会给旅游地造成不可挽回的损失,理性对待乡村旅游经营者的从众行为对旅游地的可持续发展意义深远。本文基于扩展的计划行为理论基本框架,引入精英影响感知和模糊情境感知两个变量,对乡村旅游经营者从众行为意向的影响因素进行实证研究,并构建乡村旅游经营者从众行为形成机制的理论模型。研究发现,行为态度、指令性规范、知觉行为控制、精英影响感知和模糊情境感知与从众行为意向呈显著正相关关系。另外,乡村旅游经营者的受教育水平对从众行为意向存在显著影响,且呈现受教育水平越高从众行为意向越低的趋势。为了进一步发展乡村旅游,助推乡村振兴,建议提升乡村旅游经营者的经营能力;发挥乡村旅游精英的信息传递与示范带动作用;落实政府的引导与监管职能;防范政府决策层的盲从行为。

文化生态适应性量化评价是判别传统村落文化生态适应能力、应对文化生态失衡问题的基础与前提。基于文化生态学理论,本文从评价指标筛选、影响因素识别、分析方法匹配等方面,完善文化生态“失衡-适应”分析框架,并以宁德市为例进行实证分析。研究表明：文化生态失衡是文化生态系统应对内外部冲击所产生的暂时性失调现象,其本质是文化适应生态环境能力的下降;文化生态适应性评价指标体系应体现文化生态的形态、内容、传承3项适应性,评价对象既要包含居民、游客、非遗传承人等适应主体,也要包含土地、传统建筑、基础设施等适应客体;从实证区域看,传统村落文化生态适应性呈现“强适应性-无失衡”“中适应性-单项失衡”和“低适应性-多项失衡”等特征,在自然和人文因素的综合影响分析中,发现自然因素中的归一化植被指数（NDVI）、人文因素中的到县城中心距离与地域文化等影响最为显著。

农户参与乡村旅游经营活动的意愿及从业角色选择是农户基于利益最大化做出的理性经济决策行为,了解脱贫地区农户的乡村旅游从业角色参与意愿及其影响因素,是新时期巩固旅游扶贫成果,促进乡村旅游高质量发展、精准助力乡村振兴分类推进的重要议题。以贵州省茶园村为例,采用二元Logistic回归分析方法,从农户微观视角进行实证分析,发现：（1）81.98%的农户希望参与乡村旅游经营活动,村域旅游资源禀赋、旅游能人带动和家庭经济实力是影响农户参与意愿的关键因素。（2）农户从业角色选择意愿强烈程度依次为农家乐经营者（41.75%）>被雇佣者（35.71%）>其他配套产业生产者（20.88%）>经营投资者（4.95%）;（3）各从业角色选择意愿的影响因素差异显著,其中,资源禀赋是农家乐经营和其他配套产业从业角色选择的先决条件;家庭经济实力是农家乐经营和景区投资等经营角色选择的重要驱动力;乡村旅游服务岗位从业选择存在明显的就业路径依赖特性;而能人带动的作用出现分化,一方面对带动农户选择旅游服务就业具有积极作用,另一方面因竞争关系,对农户开展农家乐经营意愿具有一定抑制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