旅游区作为区域旅游发展过程中形成的一种功能性空间，受到行政区划设置和行政边界的明显影响。随着全域旅游推进和旅游地之间联系加深，统筹推进行政区划与区域旅游的协调发展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本研究从跨行政区旅游合作、跨界旅游区整合两个尺度分析了行政区划与区域旅游的耦合关系，并基于行政区经济理论、政区位势理论，提出受行政区经济的刚性约束效应，兼跨不同行政区的旅游区发展不均衡、管理不统一等现象难以得到及时解决。此外，由于行政区与旅游区界线的非耦合而造成多个旅游区发展的异质性人文界面，对旅游功能区发展、管理的支撑能力具有较大差异，因而造成旅游功能区发展水平不均衡和利益冲突，导致人地关系地域系统出现不和谐状态。据此，本研究提出今后需要重点加强五个方面的研究：行政区划与区域旅游协同发展的理论与政策创新；行政区与旅游区不耦合的问题评估与成因；行政区与旅游区耦合的时空过程、效应与机理；行政区划与区域旅游协同发展的路径与模式；跨界旅游区的体制机制改革与政策保障。

分权化带来的要素资本的非均衡投入和路径依赖，影响着现阶段中国旅游城市的可持续发展，尤其在三亚市等较为成熟的旅游城市表现尤为明显。本研究从分权化的视角剖析了旅游城市化进程中空间失衡发展的机制和表现，提出促进旅游城市均衡发展的优化措施，并以三亚市为例进行实证分析。研究发现：条块结构下的行政分权和地方政府竞争，诱导了旅游城市不同功能空间的要素布局，带来利益主体获利机会缺位和旅游经济效益分配不均，从而导致旅游城市空间失衡局面的产生。实现均衡发展需要综合考虑多方利益诉求，重构旅游城市要素投入结构，优化旅游城市政府管理组织、地域功能空间和产业空间。三亚市旅游城市发展经历了行政分权、城市增权、功能强权、赋权创新4个阶段，分权化不断引导三亚城市发展从空间失衡累积转向为均衡消解，其中，引导城市-乡村-生态地域空间分类发展的制度建设，建立自上而下分权化与市场化的纵横联系增益、自下而上产业联系和社区参与的价值共创共享，并通过多元机制促进融合-协同-创新的新路径尤为重要。本研究成果为认识和理解中国旅游城市化进程中出现的空间分化问题提供了新视角。

各自为政的“属地管理”模式难以满足跨行政区旅游目的地的发展诉求和游客消费需求。本研究以“案例选取-模式总结-发展建议”为研究主线，从合作成熟度角度，选取3个处于不同合作阶段的跨行政区的景区级旅游目的地进行分析，分别是处于成熟合作阶段的黄河壶口瀑布旅游区，开发模式为政府主导下的跨区域多元合作；处于破局起步阶段的武功山景区，开发模式为人大立法保障下的企业统一运作；处于尚待突破阶段的天堂寨景区，开发模式为浅层合作下的相互独立运营。研究还发现，成熟的跨行政区旅游目的地开发需要更高行政级别政府的顶层设计；大型战略项目驱动会显著增强区域间的合作意愿；区域协同立法是跨行政区旅游目的地协同发展的创新手段；统一的品牌宣传和现代化的管理方式则有助于旅游目的地的成熟化发展。

跨界景区作为相邻政区间的交错区域，其内部一体化的旅游资源因客观存在的行政边界而被相对割裂，成为区域空间治理的特殊类型。研究以全国306个5A级旅游景区为研究对象，利用地图数据和GIS空间分析研究得出：（1）中国现有69个跨界5A级旅游景区，整体呈现集聚型空间分布格局；（2）跨界景区可从开发目的、主体资源类型、边界尺度和跨界单元角度进行划分，不同类型跨界景区的旅游开发与管理存在明显差异；（3）跨界景区现有一方政府主导、多区治理、管委会治理和企业主导4类管理模式，不同管理模式既有阶段性特征也存在共有问题。最后基于不同空间尺度，提出行政区划调整、政区横向联系和企业统一经营3种具体整合路径，以期突破边界屏蔽效应，实现有效的区域旅游合作治理。

跨行政区旅游空间治理是国土空间治理系统化、精细化转型面临的重要挑战之一。旅游风景道作为典型跨行政区旅游空间，其空间生产与治理优化研究可为线性旅游空间精细化治理提供参考。本研究刻画了旅游风景道空间特征，基于空间生产理论从空间表征、空间实践和表征空间三方面解构旅游风景道的空间生产机制。旅游风景道的空间表征表现为国家政策主导道路空间的快速旅游化再生产，“旅游风景道构想”权力结构分散使空间利用无序化，政区位势和“行政区经济”使旅游风景道建设管理碎片化。空间实践表现为旅游风景道通过纵向连接和横向外推营造休闲景观和旅游空间，形成旅游流和一般交通流的混合空间，带动沿线商业和旅游空间不均衡发育；表征空间表现为社区居民对空间表征结果的“大内化”与差异化抵制，旅游者在和交通运输人员争夺空间过程中减少使用旅游风景道。据此，本研究提出旅游风景道空间生产优化路径，包括：推进“旅游风景道构想”的权力结构协调与统一；促进旅游风景道区域效益的公平与正义；保障社区居民及旅游风景道使用者等空间主体的权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