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的地拥挤的现实问题由来已久，学界长期关注游客拥挤感知的理论和实证研究。然而，关于游客拥挤感知对游客满意度的影响作用尚未形成统一的认识，甚至出现相反的观点。因此，本研究对39项独立研究样本进行元分析，探讨游客拥挤感知及其维度与游客满意度之间的关系，并关注影响二者关系的潜在因素。结果表明：（1）游客拥挤感知对游客满意度存在显著负向作用，空间拥挤感知对游客满意度存在显著负向作用，人潮拥挤感知对游客满意度存在显著正向作用。但游客拥挤感知、空间拥挤感知、人潮拥挤感知与游客满意度关系的相关性不强；（2）游客年龄和测量工具对游客拥挤感知与游客满意度的关系存在调节作用；（3）游客性别与样本数量不能显著影响游客拥挤感知与满意度的关系。研究采用元分析验证了游客拥挤感知及其维度与游客满意度的关系，并揭示了影响游客拥挤感知向游客满意度转化的因素，为目的地制定拥挤管理政策提供参考借鉴。
网络和新媒体时代，构建网红街区愈发成为提升城市旅游吸引力的重要途径。本研究基于议程设置理论的分析思路，以泰国清迈宁曼路这一典型网红街区为案例，采集泰国国家旅游局官方网站以及马蜂窝旅游平台中与宁曼路相关的图文内容和游客发布的23篇游记，结合对5位近年曾到访宁曼路的中国游客访谈，使用话语分析方法，分析网红街区形象构建中的主体话语实践。研究发现：（1）泰国官方、旅游平台与中国游客共同将宁曼路建构成为一个时尚小资的、适合年轻人的网红街区。（2）官方面向相对泛化的受众，将宁曼路描述为一个时尚创意街区；旅游平台则更聚焦于特定客群，直接围绕宁曼路作为青年打卡地的特质进行针对性的表达；游客通过亲身体验修正认知，并且在网络积极表达，反馈网红街区的建构过程，表现出“反向议程设置”的特征。（3）宁曼路网红、创意、小资等符号受到官方话语塑造、受到平台话语强化，并在一定程度上被游客接受。不同主体的话语受其所处的特定社会实践情境影响，包括街区地域发展历程与特征、社交媒体时代旅游分销的“精准化”以及转型时期的社会生活。
移动互联网时代，旅游目的地之间出现新的短视频营销竞争格局和态势。已有研究尚未对短视频中的旅游目的地形象进行系统性研究。从短视频之于人的生活经验和存在意义出发，本研究以江南水乡乌镇为例，在抖音上分别选取热门的官方短视频和网红短视频各4个，运用网络志和实地调查等综合性方法，试图对短视频中的旅游目的地形象进行主题分析。结果表明：（1）从构成要素来看，无论是官方视频，还是网红视频，都极为强调乌镇遗产的突出普遍价值（OUV）、自然生态环境和人本主义色彩；而官方视频又融入“家”的元素。（2）从主题意义来看，乌镇被表征为一个自然风光秀丽的世外桃源，拥有独特人文色彩的异质空间，能够让人静下心来的乡愁圣地。（3）从目的地形象的生产机制而言，官方视频强调“建构的本真性”，其落脚点是“美”；而网红视频则强调“客观的本真性”，其落脚点是“真”。本研究为影像数据分析提供了一个可行性的“构成要素+主题意义+本真性”分析框架：以帧作为视频影像数据构成要素的分析单元，以主题意义作为视频影像数据的阐释目标，以本真性作为影像数据分析绕不开的基本话题。从实践意义指出，相较于官方渠道而言，旅游管理者需要重视网红在当代短视频旅游营销中的价值和角色。
随着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理念的不断深入，加快流域生态文明理论创新是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任务。基于生态文明建设的时代性以及流域的特殊性，以新时代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出发点，本研究尝试提出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流域生态文明的概念，并对概念的内涵，及其涉及的理论体系、要素对象、实践空间进行了阐释。研究认为：（1）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流域生态文明根植于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是流域生态文明的延伸，是从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现代化高度实现流域高质量发展的各种精神形态和物质成果总和。（2）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流域生态文明以“两山”理念为内核，是一个系统完整、相互贯通的概念理论体系。（3）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流域生态文明所针对是流域主体，指向明确的要素对象，既包含了“山水林田湖草沙”微观要素，也涉及了“上下游、左右岸、干支流”宏观要素。这两类要素共同构成了对象和功能相统一的“大流域系统”。（4）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流域生态文明实践所存在的空间遵循着生产空间、生活空间、生态空间的划分形式。
游憩利用是各国水库发展的共同趋势。以2022年中国4 748座大中型水库为研究对象，多尺度分析水库游憩利用格局及其影响因素。主要结果如下：（1）中国共有游憩型水库636座，占大中型水库总数的13.40%，游憩利用率总体偏低；东中西部地区利用率分别为11.14%、15.60%、13.05%，不同区域的游憩利用率差异明显；利用类型以涉水游憩区体系为主。（2）东中西部地区游憩型水库数量占比分别为24.21%、41.04%、34.75%，除上海、西藏外的29个省域均有分布，较集中分布在长江中游浙江、湖北和江西3省；333个市域中有262个市域有分布；92%的游憩型水库分布在降水量400 mm以上区域，长江流域数量最多，西南诸河流域数量最少，淮河流域分布最密集。（3）游憩型水库分布呈“一核一带”空间结构，即山东集聚核与长江流域的成都、重庆、贵阳、长沙、南昌等城市连成的带状区。（4）经济社会因素是游憩型水库空间分布差异的主要原因，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固定投资等6个指标影响非常显著，自然因素直接影响资源条件形成，间接影响游憩型水库转变。研究可为中国大中型水库游憩利用水平提升和推动重要江河湖库生态保护治理提供科学依据。
湖泊型旅游地是青藏高原生态旅游的重要组成，对生态环境变化和人类活动干扰十分敏感。为协调湖泊生态保护、社区发展与旅游利用之间的关系，本研究应用生态旅游利益相关者评估框架，结合模糊德尔斐法和层次分析法，构建可持续性评估指标体系，并在青海湖进行应用，由资源管理者、社区居民和旅游者共同评估案例地“资源-社区-旅游”之间的关系。研究共得到6个维度的31个指标，“资源-社区”在3组关系中获得最高权重，体现了中国青藏高原湖泊周边社区的资源依赖特点和绿色发展需求；指标筛选专家组认为，高原湖泊型旅游地生态指标的选取应从区域生态系统角度重视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环境保护；在青海湖的应用评估表明该方法的适用性和有效性。论文增强了关系评估法中指标体系构建的利益相关者参与性，为监测数据不足的青藏高原湖泊型旅游地可持续性评估提供了一种替代性方法，可为优化管理提供决策支持，助力青藏高原绿色协调发展。
让游客获得幸福感有助于增强河湖旅游地的社会福祉。本研究采用建构扎根理论的方法，探索河湖旅游情景下旅游者幸福感的构成要素及其具身生成机制。研究发现：（1）河湖旅游者幸福感包含积极情感、沉浸感、社会联结、成就感和自我发现等5个构成要素，其中，积极情感、沉浸感、社会联结偏享乐幸福感，成就感和自我发现偏实现幸福感。（2）河湖旅游者幸福感的生成是游客在场身体和离场身体与情景动态交互的结果。旅游者在场身体通过河湖旅游情景的具身体验（多感官感知、身体动作或行为、情景互动及回忆与联想）生成幸福感。旅游者离场身体通过与日常和旅游情景的互动生成幸福感期待和幸福感沉淀。（3）河湖旅游者具身体验与幸福感之间存在双向建构关系。旅游者生成的幸福感会促使身体与情景再次互动获得具身体验，进而再次生成幸福感。研究结论对提升河湖旅游情景下的游客幸福感具有理论与实践价值。
漂流游憩是以河湖休闲运动为主体的生态旅游形式之一，漂流者、漂流水体、漂流业、漂流地是构成漂流游憩系统的共生主体。本研究运用CiteSpace可视化分析软件，借鉴“生态旅游四体系统”理论，对Web of Science核心合集的相关研究成果进行了梳理，得到以下结论：漂流游憩研究总体滞后实践，且在20世纪90年代之前出现明显的断续现象；研究内容涵盖了漂流者异质性、动机、体验感知、身心影响，风景河流体系、流量和水质，漂流安全管理、产品开发与产业可持续发展，漂流地条件设施要求及活动管控等方面。总体看，研究视角从侧重“四体”单一目标的实现转向要素兼顾，再向多目标协同，但“四体”单维研究有待深入，“四体”协同关系及与外部环境互动机制研究不足。建议中国漂流游憩研究借鉴现有成果，在进一步深化“四体”单维研究的同时，强化“人-地-业”共生体的系统观，拓展“四体”协同机制以及“四体”与外部环境相互影响的研究，为河湖生态旅游发展和河湖保护地体系建设提供科学参考。
在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战略双轮驱动背景下，城郊乡镇成为重要的发展转型和空间重构地带。本研究以成都市郊区安仁古镇为例，采用行动者网络理论，探讨了安仁“世界文博小镇”的空间重构过程与机制。结果表明：（1）安仁古镇的行动者包括当地政府、旅游开发公司、艺术建筑设计师和居民等人类行动者，以及文物藏品、博物馆群落、乡村景观等非人类行动者。安仁古镇行动者网络发展经历了权力资本主导、文化资本主导、经济资本主导3个发展阶段。（2）在长期异质性行动者网络的建构中，安仁古镇不断采用文化征召、教育征召、品牌联动、艺术征召等多样化的征召（被征召）与动员的方式，推动安仁古镇动态化行动者网络结构的形成。（3）安仁古镇空间重构主要表现出消费空间品质化、生态空间人文美学化以及生产空间多功能化等特征。古镇在保育乡土空间的同时重构乡村景观，与古镇建成区形成密不可分的“城镇-乡村”美学生态圈。
旅游驱动乡村转型是乡村振兴的重要途径。本研究基于行动者网络视角，以沂南县竹泉村为案例地，分析乡村转型的行动者组成与转译路径，探究多元行动者驱动竹泉村从贫困村向中国最美乡村转型的过程与机制。结果表明：（1）竹泉村转型过程中形成的沂南县政府、规划团队和投资开发商等多元关键行动者以及村委会、村民、竹林、泉水等人类或非人类行动者是异质行动者网络构建的主体。（2）竹泉村转型具有阶段性特征，初期以县政府通过行政征召建构行动者网络，做出发展乡村旅游的决策；中期规划团队协调解决了转型过程中不同利益相关者的关键分歧，明确了竹泉村转型的方向；后期投资公司通过资金、土地等多种征召方式开发运营景区，实现了景区和新村建设的协调发展，推动了乡村转型。（3）竹泉村转型过程离不开关键行动者的联合接力驱动，多元行动者共享利益是促进乡村可持续转型的保障。论文剖析了行动者网络不断重构持续推动乡村转型的过程，可为不同发展阶段乡村的转型优化决策提供有益借鉴。
民族村寨文化生态等旅游资源丰富，旅游发展已成为其重构的重要驱动。本研究以景区依托型民族村寨普者黑仙人洞村为案例，采用田野调查、深度访谈、参与式观察等方法，探究旅游促进民族村寨重构的过程与机制。研究表明：（1）旅游驱动下，仙人洞村发展经历了探索起步、加速转型、系统重构3个阶段。（2）传统农渔业向观光游憩、文化体验、休闲度假等旅游功能转型，带动村民生计方式多元化和村寨产业结构升级，进而促进了乡村经济重构；旅游产业发展促进了生产、生活、生态空间的保护与景观化利用，加速了“三生空间”的复合化利用和融合发展，促进了乡村空间重构；旅游产业发展推动了乡村治理主体多元化，促进了村民参与乡村治理积极性的提升，以血缘和熟人社会关系为基础的传统自治体系向以业缘和制度为核心的现代“三治”体系转变。（3）旅游促进民族村寨发展的目标提升、动力激发、要素整合、社区参与和规范约束，进而形成价值愿景更新、核心动力转换、发展要素整合、参与主体拓展、失序调控优化的良性循环机制，推动乡村经济、空间、社会系统重构。
主观福祉体现了旅游发展推动居民可持续生计的价值内核。本研究从生计资本视角构建分析框架和指标体系，运用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法（fsQCA），以云南腾冲司莫拉佤族村寨为案例，探索生计资本对居民主观福祉的复杂影响，以揭示影响旅游地居民主观福祉的组态路径。研究表明，司莫拉佤族村寨的居民主观福祉水平普遍较高，其中，环境方面满意度较高，而经济满意度相对较低；单一维度的生计资本不能成为提升旅游地居民主观福祉的必要条件，但对主观福祉产生了重要影响，尤以文化、心理、社会和金融资本最为关键；文化+心理+金融资本、文化+心理+金融+物质资本、社会+文化+金融资本3种条件组合构成了旅游地居民主观福祉影响因素的主要组态路径。研究有助于深化对旅游如何增进民生福祉、彰显幸福产业属性问题的理论认知，为提升旅游地居民主观福祉提供决策依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