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界对旅游经济发展是否推进了共同富裕尚存在争议。文章运用中国1999-2019年省际面板数据，采用动态空间杜宾模型，采用地理和经济特征双重视角构造4种空间权重矩阵，考察旅游经济发展对共同富裕的影响和空间溢出效应。研究发现：（1）地理特征和经济特征均会对旅游经济发展促进共同富裕的空间效应产生影响，其中经济特征影响更大；（2）旅游经济发展显著促进了共同富裕，既提升了总体富裕水平，又具有“分好蛋糕”的共享效应，但目前“做大蛋糕”效应更强，而且旅游经济的溢出效应在缩小地区经济差异方面尚有较大提升空间。（3）旅游经济发展水平会影响产业结构合理化对共同富裕的作用系数，呈倒“U”型的双门槛特征，旅游经济发展水平较低时，要积极推进产业结构转型升级，但当旅游经济发展到一定水平后，要注重产业结构转型的合理化，避免产业空心化。

旅游与绅士化日益紧密的联系从多维度展现了旅游发展与城乡社会空间重构的动态关联，旅游绅士化成为剖析这一现象背后政治经济和社会文化机制的重要理论视角。本研究对旅游绅士化研究的中西方相关文献进行系统梳理后发现：（1）旅游绅士化伴随着绅士化概念与发展阶段演变应运而生，并嵌入星球绅士化的研究议程中，其产生受到全球地方化理论、不平衡发展理论、资本循环理论和后殖民主义理论的深刻影响；（2）西方研究议题主要集中在旅游绅士化测度、旅游绅士化空间的生产与消费、旅游绅士化与旅游流动、旅游绅士化与短期租赁、旅游绅士化的影响效应及其应对等方面；（3）中国语境下独特的城乡关系、国家（政府）角色和制度设计能够为旅游绅士化理论的创新提供立足点；（4）受星球思维的影响，旅游绅士化通过聚焦旅游驱动社会空间不平衡发展的动态、联系与多尺度的过程，推进了新的研究范式。未来中国旅游绅士化研究需更加深入理解旅游驱动城乡人地关系转型的过程与机制，解析其中的社会公平和可持续发展问题，发挥旅游绅士化视角在维护空间正义和实现共同富裕方面的理论价值。

大城市特色街区作为一种新的城市空间形态和街区经济模式，研究其土地利用空间格局的演变和驱动机制，对城市空间结构的优化具有重要指导意义。本研究以武汉市特色街区楚河汉街为例，基于GIS空间分析技术，采用土地利用变化指数模型分析其自2011年开放以来的土地利用空间格局演变过程，进而揭示其驱动机制。研究发现：（1）2011—2021年楚河汉街土地利用变化与转化呈现出快速到平稳的发展特征，商服、交通、旅游和水域用地持续扩张，绿地等用地不断缩减，已形成“四横四纵”的道路布局、“两湖一河”的水域布局以及“四区一轴带”的旅游用地格局；（2）楚河汉街功能格局已由居住功能为主导向购物餐饮、休闲娱乐、文化体验及高级居住空间于一体的综合服务功能辐射，形成了以文化旅游区为核心、公共服务区为外围的空间布局模式。（3）楚河汉街作为典型的景观再造型街区，其土地利用空间格局演变是大城市功能结构优化背景下人地关系相互作用的结果，在资源禀赋、区位优势、旅游市场需求和政府政策导向等内外因素共同推动下，已成为具有产业集聚和辐射效应的城市旅游综合体。（4）与传统的保护类历史街区相比，景观再造型街区对周边区域的带动强度大，吸纳并凸显更多可观可游的城市特色，土地格局演变受历史环境的影响较小，两类街区的发展均无法脱离所依托的空间载体（土地）以及空间格局。

旅游线路受供需双方旅行成本、旅游者体验感和目的地交通的影响。传统旅游线路设计主要采用基于目的地之间空间距离的蚁群算法。本研究结合帕累托最优模型，综合考虑旅游目的地之间的空间距离、天气状况和交通状况等多种因素，提出改进型蚁群算法的多目标最优旅游线路规划设计方法。通过MATLAB软件进行仿真实验进行检验，固定旅行时长，从空间距离、交通体验指数和游览体验指数（基于天气状况）角度对改进后的方法进行综合评价。结果表明：在以多个旅游城市（景点）为对象的试验中，传统蚁群算法为了获得最短距离，大量牺牲了其他两项指数的优化；改进后的蚁群算法虽然增加了线路距离，但使旅游者获得了多项旅游体验，验证了帕累托最优模型下多目标最优旅游线路规划设计的有效性。

历史文化街区业态的特征是市场规律的体现。本研究以长沙太平街历史文化街区实地调研数据为主，网络平台相关数据为辅，对商铺业态分类，从多个视角透视街区业态特征，运用无序多分类逻辑回归，探讨业态类型的影响因素。研究发现：（1）历史文化街区商铺业态类型可优化为餐饮、购物、住宿、游览娱乐和其他5个大类15个中类；（2）业态水平空间分布表现出商铺面积规模的插花分布现象和业态两两组合的多样化特点，业态垂直空间分布由低层向高层表现出商铺数量、业态种类递减，商铺面积规模递增，业态多样性弱化、集中性强化的态势；（3）业态空间集聚表现出街巷入口、尽头的垂直分布集聚和商铺面积规模的“集聚-分异”现象；（4）商铺面积规模、街巷类型和集体记忆表征水平变量显著影响业态类型，饮品、小吃、服装、特产、住宿类型业态布局与街巷类型变量存在显著相关关系，特产、饰品、住宿类型业态布局与商铺面积规模变量存在显著相关关系，服装、娱乐类型业态布局与集体记忆表征水平变量存在显著相关关系。

国家旅游目的地性格是影响国家旅游形象和国际游客旅游决策的关键因素,对入境旅游市场营销具有指导意义。本文运用内容分析法、扎根理论研究法,对东南亚3个国家的中文主播网络视频、在华留学生及其亲属的访谈内容进行分析,以探究东南亚国家人们对中国旅游目的地性格维度感知强度和差异。研究表明：根据感知强度大小,东南亚国家对中国旅游目的地性格维度感知依次是能力、真诚、魅力、友善和侠义。东南亚国家对中国旅游目的地性格维度感知存在国别差异,其中,越南人和缅甸人的感知总体呈正面,感知维度分别是“友善”“魅力”和“侠义”“斯文”;老挝人感知相对负面,感知维度为“随性”“自我”。据此建议中国加强与东南亚国家的文化交流,区别不同国家人们的感知特点,进一步强化正面性格感知,调整和优化针对负面性格感知的宣传策略。

在“一带一路”倡议背景下,中国边境旅游进入新的发展机遇期。作为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新疆的区位优势正日益凸显,边境旅游受到各级政府重视。本文基于霍尔果斯口岸地区的实地调查,通过对地方政府和企业代表进行半结构式访谈,结合大量二手资料,剖析了新疆边境旅游发展演化特征及其影响因素。研究发现,新疆边境旅游呈现出两阶段发展演化特征,分别是20世纪90年代的入境购物商贸游和21世纪以来的国内口岸观光游。中国与周边国家的地缘政治与经济格局、新疆安全形势、口岸区位、区域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以及旅游供给水平是新疆边境旅游发展的主要影响因素。本文丰富了中国边境旅游区域差异性研究,对新疆边境旅游发展具有现实参考价值。

移动互联网时代，旅游目的地之间出现新的短视频营销竞争格局和态势。已有研究尚未对短视频中的旅游目的地形象进行系统性研究。从短视频之于人的生活经验和存在意义出发，本研究以江南水乡乌镇为例，在抖音上分别选取热门的官方短视频和网红短视频各4个，运用网络志和实地调查等综合性方法，试图对短视频中的旅游目的地形象进行主题分析。结果表明：（1）从构成要素来看，无论是官方视频，还是网红视频，都极为强调乌镇遗产的突出普遍价值（OUV）、自然生态环境和人本主义色彩；而官方视频又融入“家”的元素。（2）从主题意义来看，乌镇被表征为一个自然风光秀丽的世外桃源，拥有独特人文色彩的异质空间，能够让人静下心来的乡愁圣地。（3）从目的地形象的生产机制而言，官方视频强调“建构的本真性”，其落脚点是“美”；而网红视频则强调“客观的本真性”，其落脚点是“真”。本研究为影像数据分析提供了一个可行性的“构成要素+主题意义+本真性”分析框架：以帧作为视频影像数据构成要素的分析单元，以主题意义作为视频影像数据的阐释目标，以本真性作为影像数据分析绕不开的基本话题。从实践意义指出，相较于官方渠道而言，旅游管理者需要重视网红在当代短视频旅游营销中的价值和角色。

休闲渔业是“失海”渔民生计转型的重要方向之一。探究由“渔”转“游”的生计转型，对重构“人-渔”关系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本研究以推拉理论模型和可持续生计框架为基础，分析象山县“失海”渔民旅游生计转型的影响因素，探讨渔民如何基于自身生计资本选择转型应对策略。研究发现，渔业生计模式中自然资本功能变化、人力资本变迁、物质资本升级更迭、文化资本失效形成的推力和旅游生计模式中政策性便利、工作环境改善、家庭关系优化、海洋情结维护形成的拉力是“失海”渔民旅游生计转型的主导影响因素；“失海”渔民生计资本构成要素包括自然资本、人力资本、物质资本、社会资本、金融资本和心理资本，其中，“心理资本”缺位是渔民旅游生计转型的重要障碍；依据生计资本占有类型与数量，“失海”渔民旅游生计转型表现为回避型、尝试型、专注型和变革型4种应对策略。本研究拓展了生计资本理论应用场景，验证了“失海”渔民通过旅游实现生计转型的可行性与独特价值。

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让浙江乡村成为社会瞩目的焦点,也让浙江乡村居民的休闲生活成为了学者们关注的话题。共同富裕不仅是物质富裕,也包括精神富有。乡村居民休闲需求的满足是实现精神富有的重要路径。为深入研究共同富裕背景下如何保障乡村居民的休闲权利,本文基于休闲制约理论,以问卷调查、深度访谈和参与观察为基础,以浙江乡村居民为研究对象,探讨浙江高质量推进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中乡村居民实现休闲权利的制约及其协商机制。研究发现,浙江乡村居民休闲权利的实现受制于个人内在制约、人际间制约和结构性制约,休闲制约在不同群体、个体间具有显著的差异性。为了应对这些制约因素,政府和乡村居民采用了5种应对策略：嵌入式休闲、以文化人、主客和谐共享、出行条件改善和社交型休闲。本文认为,经济、政策、文化、组织和环境等外部条件的不断改善,能够有效激发乡村居民的休闲动机和休闲参与,进而保障乡村居民的休闲权利。本研究对其他地区乡村居民休闲权利的实现具有一定的借鉴价值,为促进乡村居民的精神富有和全面发展提供了可供参考的实践路径。

工业遗产被称为“怀旧景观”，是工业旅游发展的核心资源和重要基础。如何选择合适的工业遗产旅游可持续发展模式，借助旅游让工业遗产“活”起来，成为工业遗产可持续发展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以国家工业与信息化部发布的5批工业遗产为研究对象，对中国工业遗产的空间分布、工业遗产旅游开发影响因素及可持续发展模式进行研究。研究发现：（1）工业遗产在空间上呈显著的集聚分布状态，集聚中心主要在京津冀城市群-长三角城市群-成渝城市群之间演化，集聚方向呈西南-东北走向。工业遗产空间冷热点分布以江苏、河南、陕西为中心的核心-边缘结构较为明显，冷点区主要分布在西部的西藏、新疆和东部的广东和海南。（2）地理探测器结果表明，工业遗产旅游开发的主要影响因素为旅游资源禀赋、旅游业发展水平、文化产业发展水平和工业旅游网络关注度。这4个主要影响因素的解释力排名为：文化产业发展水平>旅游资源禀赋>旅游业发展水平>工业旅游网络关注度。（3）基于工业遗产旅游开发影响因素的探测结果，提炼出生态化、城镇化、产业化、网络化等4种可持续发展模式。

民宿聚落地方意象反映了旅游者对民宿聚落地方性的总体认识。遵照消费者对地方性“期望-体验-感知-心象”意象系统的建构逻辑，本研究以厦门鼓浪屿为研究案例地，从民宿消费网络评论、游记等文本中提取关于地方性的内容，结合深度访谈资料，分析海岛民宿聚落地方意象系统的建构过程与内在机理。研究表明：海岛民宿聚落地方意象系统的建构贯穿消费者进入民宿聚落消费前的地方期望、消费中的地方体验与消费后的行为意愿全过程，消费者情感因其消费阶段的不同，呈现积极情感、中性情感和消极情感的不同变化。消费者经历地方期望和地方体验之后形成对民宿聚落的综合性地方感知，再经主观逻辑演进为三大民宿聚落心象系统。本研究基于区域整体性和地方性视野，探讨民宿聚落消费的地方意义，对于海岛民宿聚落的高质量发展、消费者个性化体验增强和地方文化的传承发展具有参考意义。

旅游是文化传播的载体,旅游者是文化传播的主体。本文基于情绪评价理论和社会认同理论,构建基于民族自豪感和文化认同的中介效应模型,考察海上丝绸之路（以下简称"海丝"）旅游体验价值对旅游者文化传播行为的影响机制。研究结果表明：旅游体验功能价值和符号价值通过民族自豪感和文化认同影响旅游者的文化传播行为。旅游者在海丝文化旅游体验中形成的集体身份认知诱发民族自豪感,进而将海丝文化符号与民族集体记忆建立情感连接,形成文化认同;在民族自豪感和文化认同的驱使下,旅游者将高度的情感能量转化为具体的文化传播行为。旅游者体验到的民族自豪感和文化认同越多,则实施文化传播行为的可能性越大,文化传播行为又强化了旅游者对自身群体身份的认同。因此,应进一步凝练海丝文化元素符号,凸显海丝文化成就,提高旅游体验价值,提升旅游者民族自豪感与文化认同,进而促进文化传播。

旅游驱动乡村转型是乡村振兴的重要途径。本研究基于行动者网络视角，以沂南县竹泉村为案例地，分析乡村转型的行动者组成与转译路径，探究多元行动者驱动竹泉村从贫困村向中国最美乡村转型的过程与机制。结果表明：（1）竹泉村转型过程中形成的沂南县政府、规划团队和投资开发商等多元关键行动者以及村委会、村民、竹林、泉水等人类或非人类行动者是异质行动者网络构建的主体。（2）竹泉村转型具有阶段性特征，初期以县政府通过行政征召建构行动者网络，做出发展乡村旅游的决策；中期规划团队协调解决了转型过程中不同利益相关者的关键分歧，明确了竹泉村转型的方向；后期投资公司通过资金、土地等多种征召方式开发运营景区，实现了景区和新村建设的协调发展，推动了乡村转型。（3）竹泉村转型过程离不开关键行动者的联合接力驱动，多元行动者共享利益是促进乡村可持续转型的保障。论文剖析了行动者网络不断重构持续推动乡村转型的过程，可为不同发展阶段乡村的转型优化决策提供有益借鉴。

游客体验及其体验价值是历史文化街区旅游开发研究的重要内容之一。以小红书App分享的熙南里历史文化街区照片为研究数据，采用质性研究方法提取照片隐含的价值要素，并基于凝视心理活动分析框架构建游客体验价值的增值路径。研究表明：（1）熙南里历史文化街区的体验价值体现在功能价值、享乐价值和符号价值3个层级；（2）历史文化街区可以通过游览体验和视觉选择两条路径实现享乐价值和符号价值的增值，进而间接提升其功能价值；（3）节庆活动、文化演艺活动和娱乐体验活动的参与程度与享乐价值直接相关，符号价值则主要通过打卡和探店等行为提升社会声望价值，游客视觉选择的网红符号形象强于历史文化符号。基于此，研究从功能价值、享乐价值和符号价值三方面为历史文化街区提出具有普适性的提升策略。

旅游业是中国的战略性支柱产业,建设旅游强国是中华崛起的重要方面。本文从世界旅游强国的经验分析入手,考察了中国旅游发展的现实基础和机遇与挑战,提出了中国特色世界旅游强国的内涵、目标和战略举措。中国具有超大地域与超多样性自然景观、超长历史与超多样化文化景观、超大人口规模与经济总量、越来越好的社会外向度与人文环境以及逐渐成熟且已进入良性循环状态的旅游业,建设世界旅游强国现实可行。但也面临巨大挑战,需要政界、业界和学界乃至社会的共同努力：积极借鉴旅游强国经验,完善涉旅法律法规;建设高效有力的旅游业发展机制,加强文旅融合,做强"旅游+",做大"+旅游";坚持产城互动和区域协同;用数字技术手段发展智慧旅游;充分调动海内外有利因素打造大中华旅游品牌;尽快遴选和建设一批世界级旅游景区、旅游度假区和世界旅游城市,确保国家"十四五"旅游规划目标的顺利实现。

提高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水平是强化旅游经济韧性、释放旅游产业链乘数效应、推动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举措。文章基于中国31个省份2011—2022年面板数据，采用熵值法测算旅游经济韧性与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水平，运用基准回归模型、门槛模型、空间杜宾模型揭示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对旅游经济韧性的直接效应、非线性效应及空间溢出效应。结果显示：（1）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有效增强了旅游经济韧性，并且通过了一系列稳健性与内生性检验。（2）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对旅游经济韧性的影响存在基于金融监管强度的非线性递增效应。（3）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对旅游经济韧性存在正向的空间溢出效应。鉴于此，文章从制定差异化发展策略、充分发挥金融监管职能和提高跨省协作水平3方面，提出了进一步提升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对旅游经济韧性促进作用的政策建议。

对工作旅游的忽视是山地旅游不能满足国际社会高期待的根本原因。根据纳坦·乌列利（Natan Uriely）工作旅游概念框架和希望旅游批判性转向的转化性旅游发展趋势，本研究认为，大游学（Grand Tour）既是现代工作旅游，也是现代山地旅游的起源，转化性旅游关注旅游者与目的地社区的共同学习和共同创造，凸显了山地旅游的工作旅游特征，对口援藏是一种中国山区独具特色的工作旅游类型。进而认为山地旅游具有五大工作性特征：地形条件导致的旅行艰苦性和情境压迫性、与政治结构和权力联系的文化性、与环境和文化多样性关联的创造性、基于个体动机的精神价值导向性、难于解释和理解的理论性。建议从先进文化建设的引领发展、红色旅游引领的价值化和精神化体验的创新发展、产业集群集聚高效融合的现代化发展、品牌声誉建设的开放发展4个方面，探索山地旅游高质量可持续发展的工作性战略路径，并处理好休闲与工作、休闲旅游与工作旅游的统一性和互补性的一体二元性关系，从而为山地旅游高质量可持续发展提出了超越单一产业思维的工作旅游新思维。

边境旅游是一种极其特殊的旅游形式,其本身的政治敏感性使其在发展过程中具有一定的不安全性,同时这种不安全性对边境旅游的进一步发展产生影响。在对国家安全与边境旅游关系进行阐述的基础上,本研究以东北地区代表性的边境旅游城市为案例,分析东北地区边境旅游发展中的国家安全问题。研究认为：社会安全是影响东北地区边境旅游安全的共性问题,不同边境地区旅游安全问题存在差异,中朝边境、中蒙边境旅游的安全问题分别为旅游者安全和文化安全,而影响中俄边境旅游安全的问题包括经济安全、生态资源安全、国民安全。引发边境旅游安全问题的原因主要是地缘政治因素、社会经济因素和社会文化因素。建议从完善边境旅游安全管控机制,推动“旅游两区”深入发展,加强国内外民族文化交流,深化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等4个层面,加强东北地区边境旅游安全治理。

《中华人民共和国旅游法》是一部集促进法、监管法与交易法为一体的综合性立法，就保障和促进旅游业规范和高效运行做出了基本制度安排。以《旅游法》实施十周年为契机，从《旅游法》主要内容出发，围绕新形势与新业态、立体监管与专项深化、规划促进与景区规范、旅游者幸福感保障与私法改革路向等进行讨论，进而提出《旅游法》未来修订方向建议。研究认为：（1）旅游综合协调机制亟待优化。建议增加对旅游权利的阐释，推动立法精神向协同提升发展转变，完善相关配套与实施细则，以包容审慎原则关注旅游新业态发展。（2）从全过程、全方位、多主体、多方式、多领域强化和优化旅游立体化监管。深化旅游安全监管，进一步明确旅游行政部门和其他相关部门的安全监管责任、高风险旅游项目的治理体制、在线旅游经营者的安全责任，加强旅游生态影响监管。（3）优化旅游专项规划编制体系，确立旅游用地与国家土地分类体系的适配原则。（4）研究制定《旅游景区条例》，解决旅游资源开发许可、景区开放法定程序、景区各主体的责任边界等问题。（5）建立满足旅游者美好生活需要的法律保障。从旅游地、旅游经营者、旅游从业人员和旅游者角度出发保障旅游者幸福感。（6）从标准化、软法配置、国际化方向探索解决旅游私法的可操作性弱、发展性差、地方性过强等问题。

边境旅游是促进区域一体化发展和强化跨境旅游合作的主要手段,深入分析国际边境旅游研究脉络与研究热点,对促进富民兴边、睦邻安邦及对接国际国内旅游“双循环”具有重要借鉴意义。本文以1995—2021年发表的1 124篇SSCI英文文献为基础,对边境旅游研究领域的时间分布、关键词突现、聚类特征等进行可视化分析。研究发现,英文文献中对边境旅游的研究可分为起步阶段、发展阶段与创新阶段;主要研究议题包括边境旅游吸引物、边境旅游影响、边境旅游安全及跨境旅游合作;边境旅游研究趋势发生两大转变,一是研究视角从单一向多元转向,二是理论探索从功能说向效应说深入。建议国内对边境旅游的研究应结合国家战略拓展边境旅游研究议题,强调中国边境旅游特色的同时贡献“中国智慧”。

产业转型是传统渔村突破发展瓶颈的关键过程，也是实现渔村产业振兴的必由之路。受乡村统计数据不足的长期影响，传统研究通常采用居民收入构成等指标间接衡量乡村产业转型发展过程，具有一定的局限性。本研究基于乡村产业转型理论，采用企业属性数据构建传统渔村产业发展指数评价指标体系，以福建省沿海地区22个渔村作为研究对象，探讨传统渔村产业转型过程、类型及影响因素。研究发现：1989—2020年，福建省传统渔村产业转型可以分为初期、中期和后期3个阶段，各阶段企业数量和规模持续增长，无主导产业型渔村逐步消失，且渔村主导产业呈现逐级递进特征；按产业转型特征划分，约60%的渔村属于待转型，已转型渔村占比仅为31.8%，未转型渔村面临难转型的困境；传统渔村产业转型主要受资源（渔业资源）和市场（人口规模）因素共同影响和作用，政策因素的强化和环境因素的优化也有利于推动渔村产业进一步转型。本研究结论可为沿海地区传统渔村产业转型发展提供决策参考。

女性参与工业生产对社会生活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是工业遗产旅游利用过程中意义重构和价值传递的重要元素。本研究以4家纺织博物馆的媒体资讯和游客评论为数据，比较博物馆展演解说信息的输出端和接收端，尝试分析纺织工业遗产旅游活动中女性工人价值的呈现特征。研究发现：纺织博物馆展演解说中女性工人价值体现不充分，具体表现为角色缺失、内容不足、形式简单；叙事体系固化、主体意识和性别视角缺失、技术手段限制等是主要影响因素。遗产的意义在于价值传递。建议工业遗产的展演解说应强化时间维度的工业发展历程线，在内容上深入挖掘女性工人群体的特殊价值，在形式上还原女性工人群体的生产生活情境，在技术上强化新科技手段的动态性和参与性效应，以全面真实呈现工业遗产中的女性群体价值。本研究是对工业遗产展演解说领域的探索性研究，以期唤起学界和业界对工业遗产展演解说的重视与对女性群体的关切，更好地推动工业遗产的意义重构与价值传递。

历史文化街区既是城市文化的重要地标，也是旅游发展的重要资源，由此成为新时期文旅融合的重要实践载体。本研究基于符号学视角，选取黄山市屯溪区毗邻的屯溪老街和黎阳in巷分别作为传统与复建历史文化街区代表，基于扎根理论构建历史文化街区文旅融合的符号学理论框架。实证分析表明：传统与复建两类历史文化街区均形成了主题定位、文旅功能、空间布局、物质载体、业态产品、旅游服务六方面的文化和旅游符号，前者以传统文化符号居多，后者以现代旅游符号居多；两类街区文化和旅游符号融合的独特性、凸显性、融合性和适应性等特征差异明显，前者偏向地域文化的独特性，后者偏向旅游介入的适应性。据此提出传统历史文化街区“旅游趋向”和复建历史文化街区“文化趋向”的文旅融合路径，两类街区在文化传承与旅游发展中应加强文化资源符号化、资源功能多元化、符号空间整合化、文化符号全景化，促进文化产品价值化、旅游服务品质化，以实现历史文化街区可持续发展。

拓展与深化“一带一路”旅游合作是共建“一带一路”的重要内容，对于推进全球经济增长、促进人文交流具有重要意义。经过立柱架梁、振荡发展、疫情管控与市场恢复4个发展阶段，“一带一路”旅游合作在基础设施“硬联通”、旅游规则标准“软联通”与共建国家人民“心联通”等方面取得系列瞩目成就，“一带一路”旅游市场规模明显扩大、产业投资不断增长、统一品牌逐步形成、安全保障逐渐增强、合作平台不断丰富。“一带一路”旅游合作即将迎来交通互联深化、数字经济和绿色发展的新机遇，也面临外部环境错综复杂、地区发展不均衡、全球性软联通薄弱等挑战。应以构建设施相通、标准联通、文化融通以及开放水平高、产业韧性高、安全程度高的“一带一路”旅游命运共同体为愿景，持续打造无缝对接的立体旅游交通网络，加快建设旅游政策畅联对接机制，持续扩大民间交流平台，推动构建全方位开放新格局，探索建设多层级旅游韧性体系，合力加强多维度安全防控保障。

生态节事活动的成功举办与形象传播对建设生态城市、弘扬生态文明理念具有重要意义。以2019北京世界园艺博览会为案例,基于"投射形象-感知形象"的分析框架,运用内容分析、对应分析、成分分析方法,评估了典型生态节事活动的形象投射与感知差异。研究发现：（1）北京世园会形象可以划分为旅游吸引物、环境与地方氛围、设施与服务、旅游体验4个维度。（2）投射形象与感知形象仅在旅游吸引物维度方向差异小,在环境与地方氛围、设施与服务、旅游体验维度方向差异大。（3）投射形象与感知形象在旅游体验、环境与地方氛围维度上成分差异大;在旅游吸引物和设施与服务维度,投射形象内部存在明显分异,反映在官方微博的投射形象与感知形象成分差异大,设施与服务维度官方公众号的投射形象与感知形象成分差异大。（4）北京世园会努力建构的绿色生态的环境与地方氛围在游客感知层面接受度较差,核心原因是供需两侧的目标、需求与策略的不匹配。本研究对北京世园会投射形象与感知形象的方向差异与成分差异进行了重点分析,揭示了其在不同主题维度的区别化特征。这有助于促进生态节事活动的科学化、精细化评估,为其形象传播效果提升提供支持。

自然教育是一种帮助人们认识自然、了解自然、理解自然的有效方法，科学构建自然教育课程模式有利于人们通过参与自然教育活动深入理解自然。本研究在分析李子柒“一生”系列视频评论文本的基础上，基于学习进阶理论，探索性构建了自然教育进阶式课程模式。该模式以乡村自然资源的要素与现象为起点，涵盖进阶维度、成就水平、进阶终点与测评工具。自然教育课程的进阶维度包括经验、映射、关联、系统与整合，受众逐层认知乡村自然资源。自然教育课程成就水平包括受众记忆、理解、应用、分析、评价与创造水平。问卷测试是测评课程成就水平的有效工具，测试结果可以完善自然教育课程的流程和内容。受众生态观念提升与行为方式优化是自然教育课程进阶终点。建议自然教育课程设计应强化自然课程的价值意蕴，加强课程内容的生活联系，优化课程场景的维度设置，以此提升受众对自然价值的认同，破解当前青少年“自然缺失症”困境，促进自然教育课程的高质量发展。

文化生态适应性量化评价是判别传统村落文化生态适应能力、应对文化生态失衡问题的基础与前提。基于文化生态学理论,本文从评价指标筛选、影响因素识别、分析方法匹配等方面,完善文化生态“失衡-适应”分析框架,并以宁德市为例进行实证分析。研究表明：文化生态失衡是文化生态系统应对内外部冲击所产生的暂时性失调现象,其本质是文化适应生态环境能力的下降;文化生态适应性评价指标体系应体现文化生态的形态、内容、传承3项适应性,评价对象既要包含居民、游客、非遗传承人等适应主体,也要包含土地、传统建筑、基础设施等适应客体;从实证区域看,传统村落文化生态适应性呈现“强适应性-无失衡”“中适应性-单项失衡”和“低适应性-多项失衡”等特征,在自然和人文因素的综合影响分析中,发现自然因素中的归一化植被指数（NDVI）、人文因素中的到县城中心距离与地域文化等影响最为显著。

跨界景区作为相邻政区间的交错区域，其内部一体化的旅游资源因客观存在的行政边界而被相对割裂，成为区域空间治理的特殊类型。研究以全国306个5A级旅游景区为研究对象，利用地图数据和GIS空间分析研究得出：（1）中国现有69个跨界5A级旅游景区，整体呈现集聚型空间分布格局；（2）跨界景区可从开发目的、主体资源类型、边界尺度和跨界单元角度进行划分，不同类型跨界景区的旅游开发与管理存在明显差异；（3）跨界景区现有一方政府主导、多区治理、管委会治理和企业主导4类管理模式，不同管理模式既有阶段性特征也存在共有问题。最后基于不同空间尺度，提出行政区划调整、政区横向联系和企业统一经营3种具体整合路径，以期突破边界屏蔽效应，实现有效的区域旅游合作治理。

漂流游憩是以河湖休闲运动为主体的生态旅游形式之一，漂流者、漂流水体、漂流业、漂流地是构成漂流游憩系统的共生主体。本研究运用CiteSpace可视化分析软件，借鉴“生态旅游四体系统”理论，对Web of Science核心合集的相关研究成果进行了梳理，得到以下结论：漂流游憩研究总体滞后实践，且在20世纪90年代之前出现明显的断续现象；研究内容涵盖了漂流者异质性、动机、体验感知、身心影响，风景河流体系、流量和水质，漂流安全管理、产品开发与产业可持续发展，漂流地条件设施要求及活动管控等方面。总体看，研究视角从侧重“四体”单一目标的实现转向要素兼顾，再向多目标协同，但“四体”单维研究有待深入，“四体”协同关系及与外部环境互动机制研究不足。建议中国漂流游憩研究借鉴现有成果，在进一步深化“四体”单维研究的同时，强化“人-地-业”共生体的系统观，拓展“四体”协同机制以及“四体”与外部环境相互影响的研究，为河湖生态旅游发展和河湖保护地体系建设提供科学参考。

旅游度假区是近年来旅游消费转型升级的建设热点,从全局视角认识国家级旅游度假区的空间分布特征和影响因素对于优化中国度假旅游产业布局、促进度假区高质量发展,以及建设世界级度假区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在回顾中国旅游度假区发展历程的基础上,以2015—2020年45家国家级旅游度假区为数据基础,对其空间分布特征和影响因素进行了初步分析。研究表明：（1）当前国家级旅游度假区尚处于起步发展阶段,整体上呈现出东多西少、南多北少的空间分异格局;（2）国家级旅游度假区初步形成了“大分散、小集中”的集聚形态,呈现出以浙江、江苏为核心的“单核主导型”空间格局;（3）国家级旅游度假区的空间分布受到诸多自然因素和人文因素的共同作用,其中,资源禀赋是度假区空间分异的制约性因素,国家政策引导是度假区空间分异的关键性因素,市场发育程度是度假区供需格局差异的内在动力,假日制度直接影响度假者出行距离和目的地选择进而影响度假区空间分布,大型赛事活动是度假区空间分异的助推因素。据此为国家级旅游度假区空间格局优化和高质量发展提出相关建议,最后对当前及今后一段时间内中国旅游度假区高质量发展研究的相关问题进行了展望。

工业遗产以其独特的旅游价值成为吸引力日益增强的新型旅游资源，构建工业遗产旅游价值评估指标体系是科学引导工业遗产传承利用的重要基础。文章基于文献分析，探索性提出工业遗产旅游价值评估构成要素框架与指标体系，并以东北地区22个国家级工业遗产为例进行评价和验证。研究表明：（1）工业遗产旅游价值评估要素包括固有价值、市场价值和环境因素，固有价值是工业遗产的内在本底价值，市场价值是外在旅游开发价值，环境因素是旅游开发的限制条件，各构成要素之间相互影响相互作用；（2）工业遗产旅游价值评估指标体系包括固有价值、市场价值和环境因素3个准则层和游憩价值、区位度、污染程度等14个具体指标，采用专家打分法、熵权法和综合指数法计算工业遗产旅游价值；（3）东北地区22个国家级工业遗产旅游价值相对符合各工业遗产开发现状及实际情况，说明研究构建的指标体系具有较好适用性。该指标体系紧扣工业遗产作为旅游资源的概念和内涵，强化其旅游价值的地理视角和区位属性，为工业遗产旅游价值评估标准制定提供理论支撑，也为工业遗产旅游开发提供决策参考。

北京2022年冬奥会和冬残奥会的举办为我国寒地冰雪经济高质量发展带来重要历史机遇,“寒地冰雪经济”逐渐成为新时代推动区域协调发展的重要抓手。本文采用归纳总结方法,通过资料和文献梳理,尝试全面解析寒地冰雪经济的科学内涵和产业特征,并分析我国寒地冰雪经济的演进历程及发展路径。研究认为,寒地冰雪经济是以寒地冰雪资源开发利用为基础的系列经济活动,具有资源空间地域性强、季节特征鲜明、产业边界模糊、产业关联度高、产业带动性强、产品功能形态多样六方面特征;在历经探索、启动和高速发展3个阶段后,我国寒地冰雪经济逐渐进入新的成熟发展阶段;结合新时代社会经济发展背景,我国寒地冰雪经济高质量发展应当从局部区域尺度和全国尺度两个大方面分别实现突破。本研究尝试为学界和业界科学认知寒地冰雪经济、推动寒地冰雪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参考借鉴。

本研究以Web of Science数据库为基础，采用CiteSpace知识图谱方法，分析了近30年国际民族旅游研究进展。研究发现：国际民族旅游研究的热点经历了从概念界定到民族旅游地可持续发展，再到民族旅游地社区响应的演进过程，大致可划分为探索、发展和深化三个阶段；研究议题主要集中在民族旅游地可持续性评价、民族旅游原真性研究、民族旅游政治化研究、民族旅游文化遗产研究、民族旅游社区管理研究和民族旅游地文化管理研究六个方面。建议中国学界增强民族旅游研究的政策指向性、问题指向性和学术前瞻性，重点加强民族旅游地高质量发展和民族旅游地文化真实性、文化胁迫与文化韧性等研究，以加快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民族旅游研究学术话语体系。

北京冬奥会是中国提出"双碳"目标后的首个大型国际体育赛事,绿色办奥是北京冬奥会的举办理念之一。本文采用文献资料法和案例分析法,以北京冬奥会中碳减排技术与碳中和措施为研究导向,挖掘北京冬奥会绿色低碳技术的应用情况与经验,以及对低碳旅游发展的启示。研究表明：（1）北京冬奥会以"双碳"目标、可持续性理念与"两山"理论为指引,将碳减排技术与碳中和措施贯彻到赛前、赛时、赛后利用的全过程,为绿色低碳技术的转化与应用提供参考,并取得良好的社会效益、生态效益与经济效益。（2）北京冬奥会绿色低碳技术的应用对低碳旅游的可持续发展具有借鉴意义,本文从科学选址旅游项目、制定低碳旅游标准、高效利用现有设施、构建低碳能源体系、建立低碳交通体系、打造低碳产品体系、构建碳中和机制、鼓励游客绿色消费八个维度探讨低碳旅游发展的现实路径。